这类人物去当什么“参领”“佐领”以至什么名义上更大的官儿，自然没有办法不把事情弄糟。当年帝国主义军舰开到中国沿海耀武扬威，初次见到那些艨艟①时，扬言“此妖术也，当以乌鸡白狗血破之”的，不就是官阶虽然比他们高得多，但无知和胡混的程度，和此辈也在伯仲之间的八旗王爷将军一类的人物吗！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八旗兵”的颟顸②腐败，也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后来的“八旗兵”已经变得腐朽透顶，在战场上常常一触即溃，和清军初入关时那种秣马厉兵、能征惯战的景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搁起这支老队伍，另行去编练新军。而编练新军，又没法阻止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前来参加，起义新军终于构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军的洪流之一。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见到，一个人不是凭真才实学，凭艰苦奋斗，而是凭血统关系，躺在祖先的福荫之下，享受特权，闲逸度生，是终究非衰颓腐败下去不可的。这样的事情，该是顺治、康熙所始料不及的吧！早期的八旗将领，可以说过的是相当艰苦的生活。今天如果到沈阳的故宫参观，可以看到金銮殿下的广场上，两旁分列着八座小殿宇似的建筑，那是八旗主帅进见努尔哈赤，入朝议事时的驻宿之处。那些房屋并不大，大概只相当于现代旅馆每天十块钱的房间的大小，那就是早期“主帅”们的生活标准了，较之后期的王侯公卿的生活水平来，也是相去很远的。
凭血统关系，凭祖宗福荫过骄奢闲逸的生活，可以使人日渐腐朽，终至于烂得不成样子。这种事情，实际上并不独“八旗子弟”为然，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这样的事例。这真是“前面乌龟爬泥路，后面乌龟照样爬”，“前车虽覆，后车不鉴” 了。在清代之前，明代原本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活剧。明初朱元璋分封王子为各地的王，这些王的儿子，嫡长的就继承王位，世袭不已。其他的王子王女，也各有封赠。由于人数越来越多，—代代传下去，封号和食禄就依级递减，例如“镇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辅国将军”， ‘辅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奉国将军”， “奉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奉恩将军”之类。有人统计过，明代开国时的几十个帝王子弟，到了明末，繁衍出来的人数已经数以万计，这些人躺在祖先荣誉、血统关系的账本上，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大抵都成了营营扰扰的庸碌之辈。明朝的覆亡，和这么一大群人都直接间接向农民进行各种各样的需索，使人民负担越来越重，不胜其苦，也是很有关系的。辛亥革命以后，明清式的世袭王公大臣没有了。但是许多地主人家，他们的儿女还不是换汤不换药地过着另一种“世袭”的老爷少爷、奶奶小姐式的生活，在血统关系的的账本上不劳而获的日子？而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谁知道究竟滋生了多少的浪荡子弟、花花公子、赌徒和鸦片烟鬼？
在这方面，西方的资产阶级，却是不简单地把大量的财产很快付托给儿女，在给他们以相当的教育之后，就鼓励他们从事一定的工作来获取酬报。例如小孩补篱笆、种树之后才给予一定的奖励，成人参与某种工作之后才按月领薪，并不给予特殊照顾之类。这是有他们比较深远的用心的。资产阶级至少在这些方面，比较历史上各个剥削阶级，显得稍有见地一些。
在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里，照理里说，干部子弟不会也不应该变成“八旗子弟”式的人物，然而社会制度、 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一回事，各家各户的具体环境、具体教育又是一回事。在我们社会里，尽管有大量干部子弟成长得很好，不自命特殊，不躺在父母亲的功劳簿上，也不依靠先辈遗传下来的“染色体”过非分生活， 因而，能真正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有些父母教育子女自命高人一等，对儿女千依百顺，处处让他们得到非分享受，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也摘下来给他们玩耍；他们干了坏事，就百般包庇，肆意纵容，走后门，企图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致把儿女变成了新型的“高衙内” “鲁斋良郎①” ；（按：这都是历史故事里著名的白鼻公子）。作为，司令公子的“杭州二熊”，后来一个被枪决，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就是著名的事例。这样的事情决不是“绝无仅有”的，而是有那么一小批，因而也就时有所闻了。某市一位副市长的儿子，某县一个县委书记的儿子，因杀人伤人而被处以极刑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等而次之，没有受到极刑，但已锒铛入狱，或者路人侧目的，那就数量更多了。周恩来同志告诫“莫学‘八旗子弟”，在我们这个封建习气还严重存在的国家， 看来是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那些特权人物、特权分子是错估了我们的形势和现实了，因此不必等待“五世而斩”，立刻受到“现眼报”了。
其实，不仅要教育孩子不可变成“八旗子弟”，对于某些大人来说（按：请注意这个“些”字的准确性），毋宁说自己就必须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八旗子弟”，因为人是会变的。一个人从革命者变成了老爷和蛀虫，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事例是常见的。自命特殊，高人—等，自以为置身于法律之上，吃喝玩乐，逍遥度日，以至于利欲熏心，巧取豪夺，肆意横行，违法乱纪，因而落得个众人摇头、身败名裂的事，难道就很罕见吗？不！这也是不时听到的。
这样看来，“莫学‘八旗子弟”’的告诫对象，比“干部子女”还要广一些吧。
写到这儿，《哀“八旗子弟”》这篇杂文，是可以结束了。最后，我想借用一千多年前，诗人杜牧的两句长期应验在某些人身上的话作为结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981年底于广州
这篇杂文，阐述的是干部子女应慎防腐化堕落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作者先对八旗子弟的产生，到以后的演变，以及它的结局，做了系统的论述。接着上溯到明代，下延伸至民国，最后转到现实社会，真是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作者还指出，这不仅是个“子女教育问题”，而且也是某些“大人”必须警惕的，这使得文章的思想深度更进了一层。全文资料详实，巧用类比手法，有理有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