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牧
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向干部讲话，告诫干部子女应该好好学习，奋发有为，不要学“八旗子弟”，游手好闲，沉沦下去。周恩来同志关于“莫学‘八旗子弟的告诫，素为许许多多的人所熟知和折服。
“八旗子弟”是什么？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但是年轻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了。清兵人关以前，17世纪初，努尔哈赤（清太祖）把满洲军队分成了四旗，每一旗，起初是七干五百人。后来因为人数一天天增加（以满人为主，也包括少量蒙、汉、朝鲜、俄罗斯等族人），又由四旗扩充为八旗。八旗旗色的分别，是除了原来的正黄、正红、正白、正蓝之外，再加上镶黄、镶红、镶白、镶蓝。这些旗的编制，是合军政、民政于一体的。满洲的贵、贱，军、民，都编了进去，受旗制的约束。后来，随着军事的发展，又增编了“蒙古旗”和“汉军旗”。三类军旗各有八旗，实际上共为二十四旗。原来的本部，由于区别上的需要就专称“满洲旗” 了。
清兵入关的时候，这些“旗下人”或者说“八旗人”的男丁，大抵是能骑善射，勇于征战的。人关以后，他们大抵受到了世代的优待。和皇室血缘亲近，地位崇隆的，当了王公大臣，什么亲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之类；地位小的，当什么参．领、佐领；最小最小的，也当一名旗兵。由于他们参与“开国”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禄或者受到照顾。特别是满洲旗的“旗下人”，更加享有特殊的身份，他们大抵是满洲人，但也有早年祖先就跟随清宗室到处征战的汉人，即归附已久的“旧人”置身其间。清代的制度，规定他们不准随便离开本旗，在京的也不准随便离京。凭祖宗的福荫，他们好些人世代有个官衔，领月钱过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当兵，领一份钱粮。但是家族繁衍，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名义上还是参领佐领，但实际上已经并不带兵，有的人名义还是骁骑校，但是已经不会骑马。更甚的，由于子孙大量繁殖的结果，每家每户的“月钱”不可能累进，“粥少僧多”，就分薄了收入。旗兵的名额有限，也不可能随便入营。加上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大吃空额，能够入营的旗兵相对来说就更加有限了。这样，世代递嬗，不少“旗下人”就穷困下来。他们之中某些有识之士，也觉得长年累月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也有去学习手艺的。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所以就其压倒的多数而论，“旗下人”大抵是游手好闲的。
先代的“光荣”，祖辈的“福荫”，特殊的身份，闲逸的生活（靠领月钱过日子），使得许多“旗下人”都非常会享乐，十分怕劳动。男的打茶围，蓄画眉，玩票①，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一天到晚尽有大量吃喝玩乐的事情可以忙的。女的也各有各的闲混过日的法门。到了家道日渐中落，越来越入不敷出的时候，恃着特殊的身份和机灵的口舌，就干上巧取豪夺，诓诓骗骗的事儿了。他们大抵爱赊买东西，明明口袋里有钱，偏要赊，已经寅吃卯粮了，还是要赊。当时好些人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广州曾经是“旗下人”聚居的城市之一，至今市区还留下“八旗二马路”这么一个名称。这里流传着一个故事：早年有个“旗下人”到茶馆喝茶，当堂倌取来冲茶用的盖盅，还没有冲水的时候，他就把一只小鸟放在盅里，加上盖子。当堂倌揭开盖子的时候，小鸟呼的一声飞走了。于是这旗人就撕开颜面，缠着堂倌索取赔偿，狠狠敲了一笔之后，才扬长而去。直到今天，广州的茶馆里，服务员为茶客泡好茶，如果茶客饮后自己不揭开盖子的话，服务员是不会主动来冲水的。传说这种习惯就和这个故事有关。姑不论这是真是假，直到现在仍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可见当年“八旗子弟”给人的印象了。
-周恩来同志曾经提到的“八旗子弟”，应该说是一个特定名称，它并指的不是清兵入关前后，策马弯弓，英勇善战的旗籍青年；也不是辛亥革命之后，逐渐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曾经有过旗籍的青年；也不是指具有旗籍的一切人。“旗人”之中，也有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人物。清代的大作家曹雪芹，就是正白旗人。现代作家老舍，就是正红旗人。他们“旗下人”的身份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它指凿的是清末那些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腐化沉沦的人物。
老舍先生因为是满族的旗人（不像曹雪芹那样是原属汉族而祖先进了满洲旗的旗人），因此，他对于满族旗人，对于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和所行作所为是知之有素的。在他的《正红旗下》那篇自传体的文章中，曾对早年旗人生活作了绘声绘色、人木三分的揭露。这里我想引他的两段话，以窥见不少旗人沦落的原因以及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
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骑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粮钱，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浮沉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是呀，以大姊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注：一种小鸟）。同样地，大姐丈不仅满意他的“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决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个大包。……他们老爷儿俩都聪明、有能力、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们在蛐蛐罐子、鸽哨、干炸丸子……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有点糊涂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