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是“自学成精”，是因为小时候运动多了，八九岁就学习武术和舞蹈，全身都受过伤，曾经练功把右腿折断了，那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老师只说练功哪有不受伤的，于是大家也就没在意，因此延误了治疗。而现在膝盖还常痛，运动不方便。你看银幕上的我又能唱又能跳，其实，只读过小学四年级，文化不高的我，生活经验却是蛮(mán)丰富。懵(měng)懵懂懂地走过少年,学过木匠，学过裁缝，学过理发，有人开玩笑说我是一个典型不务“正业”的演员。可我说，我是“自学成精”、大器晚成的“人才”。
我祖籍河北，在西安出生、长大，骨子里有燕赵人的侠肝义胆，气血里有西北人的朴实憨(hān)厚。我们兄弟3个，我排行老大，取名琦，老二取名玮，老三取名珊，名字是爸爸起的。爸爸是文化人，他曾对人解释说：人的名字不但是一个符号，而且也是一个希望和寄托，琦、玮、珊看似石头，打磨好了，就是一块块光彩照人的玉石。人也是一样，要想成为有用之材，同样需要社会的打磨和岁月的镂(lòu)刻。爸爸寄希望世上有“点石成金”之术，寄希望他所造化的“三块石头”成为世之珍宝。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国家干部，他们工作忙，无暇顾及子女，我就是在托儿所里长大的。所以，我最怕的就是去托儿所，托儿所管理太严，像小鸟被关进笼子里。被关得久了，我特别羡慕那些没有入园的被称为“野孩子”的孩子，常常站在铁栅(zhà)栏的里面向外巴望，看他们捕蝴蝶，捉蜻蜓，无拘无束地疯玩。
渐渐地，我的心“野”了，一次，我偷偷跑出去玩，被老师发现，关了两个小时水房。好不容易盼到回家，可是，回到家同样没有多少“自由”和“温暖”，爸爸、妈妈工作忙，下班很晚，上班很早，常常是下班回到家，我早睡着了，第二天他们上班了，我还没有醒呢。
因为爸爸妈妈忙，我很少得到他们的关爱，因此，奶奶是家里的“权威”。她老人家可是家教森严，古训也多：家里来了客人要耐着性子听客人说话，不能插言，不能走神；给客人倒茶，茶壶嘴对着客人就是不礼貌；吃完饭要收拾碗筷，擦桌子要往自己怀里擦……稍有触犯，轻则挨训，重则挨打。直到我参加工作了，奶奶还喋(dié)喋不休地对我教诲说：“骡(luó)子、马大了值钱，人大了不值钱，要学会叫人。”
严苛的家教，把我变成了听话的孩子。上学了，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懂礼貌、守纪律、成绩好，老师喜欢，同学也喜欢。可是，小学四年级那年，一夜之间，那个“红色风暴”席卷全国，“咔嚓”一下，学校停课了，接下来是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浪潮”。
面对这猝(cù)然到来的一切，因为年龄小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哭着、闹着加入了“红小兵”队伍。停课闹了两年“革命”，到了1968年，我的小学算是毕业了，可是中学还没有恢复招生，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的需要，我只好报名上了小学七年级。
七年级的那次期中考试，7门功课我总共考了14分，被人称为“白卷先生”。那时的“白卷先生”不是耻辱，而是荣耀。因为老师无心教书，学生无心念书，考得好会被说成是“只专不红”，交白卷倒被称为“反潮流英雄”，这就是那个年代在我心灵里留下的记忆。所以，算来算去，我只念了四年级。庆幸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天，我受母亲之命上街买酱油，路过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时，见门口贴着一张招生布告，我想自己应该进去试试吧，便直接提着酱油瓶闯了进去。说实在的，我家祖祖辈辈没出过艺人，我自己从小也和艺术无缘，这里是自己该来的地方吗? 虽然闯了进去，可我心里真是觉得既荒唐又无望，不过，我胆子大，既然进来了，我就有勇气试试。
“朗诵一首诗吧！ ”这是监考老师给我出的第一道考试题。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不懂什么叫朗诵，就念了一首毛主席的诗词《七律·长征》。
“再唱一首歌。”这是监考老师给我出的第二道考试题。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还是唱了这首在当时流行的人人会唱的诗词歌，因为我好像也不会别的。
“三天以后来这里参加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