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历史不仅悠久，而且非常复杂，可以说交汇了众多朝代和众多民族的活动。在北京延庆县西北部张山营乡的山崖峭壁上，布满了大大小小像蜂窝一样的人工刻凿的石室。这些石室被今人称为“古崖居”，它是哪个时代、哪个民族的人凿建的?至今还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谜。
石室分布在前后两个沟内，共计117个。其形状多种，有长方形、方形、三角形及圆形。这些石室均凿在离地面四五十米高的石壁上。石室的面积大小不等，小的不过三四平方米，大的约有十多平方米。有单间的，有里外套间的，还有三室相通的。有平行相连的，也有上下两层的。上层多数是住人，下层大多是饲养牲畜或用来贮藏东西的地方。有的为了便于对牲畜的管理，里间用来住人，外间用来关牲畜。
通往上下层石室多有石蹬可供人使用。有的是借用梯子上下攀登。石室内有石炕和做饭、取暖用的石灶设备。由于时间久远，原来盖在炕上的石板早已不知去向，只有弯弯曲曲的炕道露在外面，这种炕道与今天北方农村的火炕设计几乎别无两样，可见火炕的设计历史也比较悠久了。这里炕沿下是灶，灶与炕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冬天，一边做饭，一边就可取暖，且有烟道通向室外，这种较为科学的设计至今在农村还被广泛地利用。所不同的是今天农村的土炕比较宽长，至少可睡四五个人，而石炕一般只能容纳两人。用来做厨房的石室内墙壁上，还有存放佐料或炊具的壁橱，以及放置油灯的灯台。石室内不仅有通风孔，在石室的前檐处还有能通到室外的水溜，它是用来接引雨水、供人畜饮用的。
在前后沟之间距地面十多米的地方，有一个宫殿式的石室。这个石室也分上下两层，但刻凿得比其他石室更为精细，也比较讲究，它是经过精心策划、设计、凿刻而成的。石室的正中央有一个约3尺高的石台，台的四周有4根顶立的圆石柱，当地人称这个石室为“官堂子”，说是当时官员们开会、商量大事的地方，有的说它是氏族首领召集全体氏族成员开重要会议的场所。或是同他族、部落进行战争时，首领发布命令、做战前动员的地方，有的还说是氏族成员进行祭祀的地方。总之，它的建造比较特殊，除4根圆圆的柱子外，还是重檐结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它是花岗石刻凿的。在“官堂子”的上层，还是二室和三室相连通的石室。
据分析，当时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是已经发展到一定社会阶段的少数民族。他们饲养的牲畜多数是善于登高爬山、身材比较矮小的马。饲养室里至今还有喂马吃草用的石槽和拴马用的石孔存在，它们皆是利用花岗石天然状况刻凿而成。不过这些石室究竟是何人刻凿，又是何人在这里居住，延庆县的县、州志都没有记载，以至于目前还没有较准确的答案。
在石室内曾发现唐代的陶片，还发现辽代的一个铜勺。因此一些人推断石室可能凿于唐以后，或上限至唐代，下限可至辽代。他们推测说是北方部落奚人建造的。
五代时期，契丹民族在阿保机统治时强盛起来。居住于北方的室韦、奚等族皆降服于契丹。奚人遭受了契丹人的残酷压榨，后来奚人不堪虐待，于是逃跑到了远方的妫州，而唐、五代时延庆正是归属妫州。从此，奚人靠采北山麝香、人参来贿赂当时镇守幽州的刘守光以求自保。后来，奚人自己又闹起了分裂，分为东、西两部。妫州恰恰是西部奚人活动居住的地方，他们到洞沟定居是完全可能的。更何况妫州盆地有山有水，在山林中可狩猎、采集，在山林草地内可放牧，在平原地区可以从事种植。有文献曾记载，奚人是一个善于适应名种生活环境的民族，他们利用妫州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造石室过定居生活也是不足为奇的。也有人说，它是唐代奚人酋长夏季消夏避暑的地方。
有人根据古崖居的布局和凿刻的水平，推测说时间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不可能是远古时代，不是为居民所居住，或许是古代屯兵的地方。但石室是由单间、二室、三室构成，因而屯兵的可能性又很小。有的人还认为是当时人们为躲避战乱或洪水，在这隐蔽的深山沟里刻凿石室而居。不过，这种可能性似乎极小。如果为躲战乱或洪水，人们就不会凿刻得这样精细，并且也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做到的事情。从它的规模看，并非为一日之功，仓促间更不会去建什么祭祀台或会议室。
关于石室开凿的起止时间和什么人在这里居住的问题，众说纷纭。不能仅仅根据一点儿文献记载，或凭所发现的唐代陶片及一件辽代实物就判断是某某族在这里居住过。在没有更多的考古资料作出较为确切的论证前，是很难判断它是由什么人在何时所为。我们暂且把它归为未解之谜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