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河姆渡人已有了栽培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但遗址中发现的大量植物果实和野生动物骨骼说明，采集、渔猎、捕捞仍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经济部门。河姆渡人采集的果实有橡子、菱角、酸枣、桃子、芡实、薏仁米、戎芦、菌类、藻类等。野生动物中的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软体类的四十多个种属也成了他们渔猎的对象。其中，鹿科动物数量占绝大多数，足见温驯的鹿类是人们偏好也是容易猎获的目标。湖沼地带生活的鸟、鱼、龟、鳖及滨海河口的鲻鱼又经常成为他们口中的美味，现已不见于浙江境内和毗邻地区的亚洲象、犀牛、四不像、红面猴更成了河姆渡人难得的佳肴。
河姆渡先民农业为主、多种经营的经济生活，是与他们所在的优越自然环境紧密相联的。距今六七千年前，河姆渡的气候湿热温润，雨量充沛，气温比现在要高，与我国现在华南一带接近。河姆渡村落离大海不远，有一条源于四明山脉芫岭山下的溪流由南向北绕村而去。河姆渡人正好在丘陵山地和平原湖沼的交接地段，附近的平坦地带有他们辛勤垦殖的良田阡陌，远方四明山麓的密林深处，高大凶猛的犀牛、老虎、亚洲象、黑熊出没无常，成群结队的梅花鹿、水鹿、麂在山地林间灌木丛中随处游荡，水牛和青羊在房屋周围悠闲地啃着青草，芦苇茂密的湖沼旁的水鸟、游鱼、龟、鳖更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水上乐园图。这一切都给河姆渡人提供了优越的生存条件。
河姆渡遗址两次大规模发掘中，第二、三、四层都发现有木构建筑遗迹，尤以第四文化层保存最为完好，最为丰富多彩。建筑构件诸如柱础、圆柱、方柱、排桩、板桩、地龙骨、横梁、木板之类，星罗棋布，纵横交错，数不胜数。许多木构件上都留下了形式多样、结构复杂、精巧灵活、科学受力的榫头和卯孔。双层榫头、燕尾榫、企口板、垂直双卯孔转角柱的发明、销钉的出现，都说明河姆渡人的木作工艺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首次发掘第四文化层发现的排列有序的十三排桩木构成的一组建筑，代表了他们的杰出成就。
这组建筑遗迹正好有意识地选择在陵阜与沼泽的过渡地带。十三排木桩基本走向是西北东南，纵轴沿等高线排列，分析估计原来至少有三栋以上的长屋，长度在二十三米以上，其中一栋长屋的进深七米左右，临水一侧有宽一点三米的外廊。由于建筑坐落于湖沼边缘，必然需要抬高居住面，而建筑遗址内未见居住面，却在室内部位发现了大量植物、动物遗骨、残破陶器组成的生活垃圾，堆积厚度也不同。所发现的建筑遗迹，主要为排列成行、打入泥土中的桩木和桩头上同榫卯衔接的地梁及散乱的梁、柱、厚板，而没有地面建筑所见的草盘泥和红烧土之类。由此说明，这是一种以桩木架空居住面基座、上面立柱安梁构屋架的干栏式建筑。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由于它既可防蛇虫猛兽，又可避潮湿水害，下面还可豢养家禽家畜，因此历数千年而不衰，时至今日，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仍可见到这种古老的居住形式。
木构水井的发明是河姆渡人高超的木构建筑技术的又一体现。遗址第二层发现的这口水井，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木构水井遗迹。它由二百余根桩木、长圆木等组成，分内外两部分。里面井口方形，边长约两米，每边竖靠坑壁打下几十根排桩。排桩内支顶一个由榫卯套接而成的方木框，以防排桩倾倒。排桩上平卧十六根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外围有一圈呈圆形分布的二十八根栅栏桩，井内见有辐射状的小长圆木构件和苇席残片。据此说明水井上面盖有简单的井亭。水井的开凿和利用，扩大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空间，改善了水质，方便了定居生活，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伴随着发达的稻作农业和长期的定居生活，河姆渡人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分工细致，门类众多。在遗址包含的多种器物群中，特征鲜明的陶质器皿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面貌。四个文化层中除分别有数量不等的泥质陶外，均有一种夹炭黑陶，胎含大量炭晶粒，系用植物茎叶碎末、谷壳等有机质为羼和料，在火候低和缺氧的还原焰中烧成，胎质疏松、硬度较低。从第四层到第一层夹炭黑陶逐渐减少，夹砂陶则逐渐增加，并占据了绝对优势。陶器类早期比较简单，主要有釜、罐、钵、盘、支座，晚期器类多样，新出现了釜形鼎、垂囊式蚕等。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最主要的炊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富于变化，是文化分期的标准器。
利用动物的各种骨骼和角为原料，加工制成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艺术品是河姆渡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第一期考古发掘出土的八百二十九件生产工具中，骨角制的达六百二十一件，占百分之七十五。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总数四千七百多件，仅骨器就占二千二百七十件，达百分之四十八点三。可见骨角器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而河姆渡村落周围生活的各类动物，则为骨角器的加工制作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无论动物的四肢骨、肩胛骨、肋骨、脊椎骨，还是鹿角、兽牙，都可作为他们的原料。当时农耕用的骨耜和渔猎用的骨镞数量最多，此外有骨(角)质的锥和凿、骨匕、骨哨、骨梭、骨铲、骨鱼镖、骨笄、骨珠、角柄和鹿角靴形器，真是用途广泛，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此外，在河姆渡遗址第三、四文化层中普遍发现有苇席残片，总数达上百件之多，还见几段粗细不等的绳索，可见编织业已出现并具一定的熟练程度。纺织品虽未发现，但出土文物中屡有编织纹装饰图案和珍贵的纺织工具，说明纺织业已经存在。而漆碗的确认，把我国使用生漆的历史提早到了七千年前，从而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涂料“漆” 的国家。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河姆渡人逐渐形成相当水准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追求，创造了丰富多彩、高雅古朴的精神文化。遗址出土的原始艺术品中，绝大多数属于装饰艺术，即在日常应用的生活用具表面装饰花纹或雕刻图像，既实用又美观，它的数量庞大、门类齐全、题材广泛、造型独特、内容多样。制作技法有刻画、压印、拍印、戳印、浮雕、钻刻、堆塑、捏塑、彩绘等。所用材料比较广泛，绝大多数施于陶器之上，也用于珍贵讲究的象牙、骨角、木料等。
纹饰最普遍的是绳纹和几何纹，其余有鸟纹、太阳纹、鱼纹、禾叶纹、蚕纹、稻穗纹、猪纹等，设计精巧、繁简得当，形象逼真，寓意深奥。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鸟形象牙圆雕、木雕鱼形器柄、圆雕木鱼、双头连体鸟纹骨匕、编织纹骨匕、短线刻画骨笄、陶塑鱼猪、陶塑人头像、狗形器纽、刻画猪纹的陶器等都是罕见的艺术珍品。同时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玉和萤石质的璜块、管、珠、环、饼、丸等人体佩戴的装饰品。有些质地呈半透明状，玲珑剔透，晶莹润泽。另有一些以兽类的獠牙或犬牙、鹿类的尖角和鱼类的脊椎骨制成的装饰品，多钻有小孔，可贯穿起来组成串饰，佩戴在胸前或挂在脖子上。
河姆渡文化玉器的出现，表明我国长江流域用玉历史的悠久。这一传统在后来的良渚文化中得到继续发展，并创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辉煌灿烂的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