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红楼梦》，就离不开大观园。大观园里悲欢离合的故事，让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人们常在掩卷之后，不禁要问，这大观园究竟在什么地方?人间有没有这样的园林?这问题不但是红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也常为《红楼梦》爱好者所关注。
早在《红楼梦》传世不久，就有人提出了大观园的所在地问题。乾隆时满洲人明义在《绿烟锁窗集》中写有《题红楼梦》诗二十首，其中一首就谈到大观园：“佳园结构类天成，快绿怡红别样名。长槛曲栏随处有，春风秋月总关情。”原诗有小序：“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造，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也有同样的说法：“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尽管这种说法出现得最早，说的人也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但并不可信。这种说法很快被大多数人所抛弃。
到了清代道光年间，胡大镛的《七宝楼诗集》卷二十七，有五律《雨后得古香北地书柬书尾》三首。小序云：“来书云：访古，得《红楼梦》中大观园故址，晤老衲，为赖大耳孙，是真闻所未闻。”古香是胡大镛的朋友，在北京写信给胡。为我们留下了迄今所见的最早肯定大观园园址在北京的资料。除此之外，稍后还有一些相同的说法，更具体而微。谢道隆《红楼梦分咏绝句题词》：“汉海方塘十亩宽，枯荷瘦柳蘸波寒。落花无主燕归去，犹说荒园古大观。”原注：“十汉海，或谓即大观园遗址，有白石大花盘尚存。”
在《燕市贞明录》中进一步指出：“地安门外，钟鼓楼西，有绝大之池沼，曰十刹海，横断分前海、后海。夏植莲花遍满；冬日结冰，游行其上，又别是一境。后海，清醇亲王府焉；前海垂杨夹道，错落有致，或曰是《石头记》之大观园。”芸子在《旧京闲话》中也指出：“后门外什刹海，世传为小说《红楼梦》之大观园。”近人徐珂所编《清稗类钞》中说：“京师后城之西北，有大观园旧址，树石池水，犹隐约可辨。”
这些说法代表了清代中后期一些文人学士对《红楼梦》中大观园园址的探求。它们成为后来红学家们研究大观园的起点。“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红楼梦》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大观园园址这个谜，也成为热烈探索的内容之一。谈论它的学者既多，论述也更精密详尽，但论调仍是难以统一。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主张大观园即随园，直接重复了袁枚的说法，并未加以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2年)认为大观园在北京，但又说大观园的描写中掺有江南风光。曹聚仁在上世纪60年代曾谈到苏州的拙政园也曾被传为大观园。除了这几种说法外，近50年来，红学研究在大观园地点问题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形成三种主要说法：综合说、江宁织造署西花园说和恭王府说。
吴伯箫在上世纪30年代即提出了综合说。他指出：“《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假北京景物追写烘托曹家当日在江宁(南京、金陵、石头城)的荣华富贵的盛况。”曹聚仁在《小说新语》(1964年)中也指出：“总之，大观园是拿曹家的院落作底子，而曹家的府院，有北京的芷园，南京、扬州、苏州的织造府，都是大观园的蓝本。同时，曹雪芹生前所到过的园林，都可以嵌入这一空中楼阁中去，所谓‘大观’也不妨说是‘集大成’之意。不能看得太老实，却也并非虚无缥缈的。”
到上世纪70年代，戴志昂认为，大观园是吸收了园林建筑的素材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香港文人宋淇在《论大观园》中指出曹雪芹利用了他所知道的园林艺术加上想象，糅合成洋洋大观的园林。台湾学者袁维冠在《红楼梦探讨》中持同样的观点。综合说不但探讨大观园的真实地点，同时还对大观园本身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作研究。但他们肯定大观园是有现实生活中的园林——特别是皇家园林作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