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际地质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第三纪以来，中国气候过于干燥，缺乏足够的降水量，形成不了冰川。因此，李四光提出庐山存在冰川的观点，并没得到地质界的一致承认。英籍学者巴尔博根据对山西太谷第四纪地层的研究，认为华北地区在第四纪时只有暖寒、干湿的气候变化，没发生过冰期。他说：“庐山周围盆地的可疑沉积物，初看极似冰碛物质，但是仔细研究之后，似乎觉得必须寻求另外的解释”，认为长丘是侵蚀形态而非堆积形态，砾石的圆形是边棱已被风化的结果。
根据李四光教授的见解，由于冰川运动，庐山才有如此多姿多态的飞瀑流泉。由于庐山终年云遮雾罩，时而似薄纱漫舞，若隐若现，使人难以捉摸；时而似大海扬波，气势磅礴。其中，最为壮观的是瀑布云。每当春秋时节，雨霁初晴，从牯岭街向东北方望，常能看到大片大片似波涛翻滚的云雾，越过山顶，泻入山北，云流不断。其余像峭壁危岩的龙首崖，玲珑俊伟的山南秀峰，高华壮美的大汉阳峰，无不淋漓尽致地展示出庐山风光的旖旋和气象万千的风貌。难怪苏东坡到庐山时，游历途中，吟出了自己对庐山的观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针对李四光的看法，法籍学者德日进提出，若李四光教授所主张的如此广泛的近代冰川，就要有令人瞩目的确切无误的地貌特征，但事实上没有。1935年，前中央研究院组成两个考察队，分别对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新生代地层进行考察，考察结果也否定了庐山曾有过冰川。
以后几年里，李四光也在寻找更多的冰川证据，并以说服怀疑论者。1936年，他在黄山又发现冰川遗迹，更加证明庐山曾有冰川。经过多次调查研究，李四光对庐山的第四纪冰川的认识又迈进了一步，于是著成《冰期之庐山》一书，总结了庐山的冰川遗迹，进一步肯定了庐山的冰川地形和冰碛泥砾，描述了在玉屏峰以南所发现的纹泥和白石嘴附近的羊背石。这本书专门写了“冰碛物释疑”一章，对反对论者所提出的观点进行了分析与反驳。对于泥砾的成因问题，他否定了风化残积、山麓坡积、山崩、泥流等成因的可能性，再次肯定泥砾的冰川成因。至于中央研究院调查组发现的存在红土化现象，正好说明庐山地区第四纪的气候变化，存在着冰期与间冰期。不过，庐山到底有没有存在第四纪冰川，至今仍是一个谜。
庐山地处副热带湖盆地区，盛夏之时，这里却凉爽如春，气候宜人，历来为游览避暑胜地。自从佛教在汉代传入我国后，庐山就一直是我国佛教的中心之一。东汉时山上的寺院多至三百八十余处。东晋到北宋的八百余年，是佛教在庐山十分兴盛的时期。被后人推为东方佛教“净土宗”始祖的东晋高僧慧远大师，曾在此创建了东林寺，对国内外佛教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慧远从到庐山(晋太元六年，381年)至去世(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在庐山三十六年。据说这期间，他“变不入俗，影不出山”，一心在东林寺聚集徒众，宣扬佛法，阐发佛理，论赞佛经。他派遣迎远禅师等人，横跨荒漠，逾越崇岭，前往天竺(今印度等地)取经。迎远禅师等返回庐山后，在慧远主持下，将佛经译成汉文，与长安的名僧鸠摩罗什交换经本。慧远撰写(般若经)序文，前后所著经、论、序、铭、赞、记、诗等，凡十卷，编为《庐山集》。慧远还与达官、显贵、学者、闻人，乃至农民起义军领袖相交往。因此，慧远声震遐迩，成为南方佛教和佛学中一个重要派别的领袖。他除了经营自己主持的东林寺外，还扶植、资助他的师兄弟及门人弟子在庐山兴建数以十计的寺庙。庐山西北麓的许多寺院，几乎都与慧远有关，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东林寺后面百花灿烂、万紫千红的锦绣谷，据说曾是慧远种植药草之地。 自东晋以来，庐山向为文化学术圣地。937~942年，庐山白鹿洞被建为“庐山国学”；至北宋初，扩大为白鹿书院，同时与睢阳、石鼓、岳麓并名为天下四大书院。后白鹿书院经南宋理学家朱熹重修，更是声名大震。明清以来，庐山也一直是全国性的文化学术集中地，学者名流，络绎不绝。古往今来，不少诗人墨客、文人学士都曾来过庐山。唐代诗人李白特别偏爱庐山。他到庐山后，认为“予行天下，所游览山水甚富，俊伟诡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庐山之神秘，庐山之莫测，让无数人为之称奇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