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兄姊捡回来的烟盒,全皱巴巴的,也没有一个是干净的都沾着泥点子。这难不倒我们用抹布蘸水轻轻擦拭泥浆印痕再晒干,用母亲做布鞋用的鞋样子夹住压一压,平整了。母亲也献出一份力量,她将烟盒捋齐再用针线缝成一个小本子模样,又砸去一节废电池的外壳,取出里面的碳芯棒用刀削得细长——这个黑糊糊的东西成了我们眼里的“笔。
父亲学过漆画的功夫派上大用场了。他在烟盒背面作的第幅画是一条笔直的马路。父亲说:“去洞庭湖首先就要走大马路,很宽,10头牛能并排走。”这个数字很好“测量”,我们当即抬脚二十步左右——嚯,真宽!
第二幅画是马路上的汽车，汽车我们见过,但父亲在纸上画上密密麻麻的汽车,这让我们有点激动,马路上的汽车跟蚂蚁搬家一样排着队伍前进。
接下来,是二十几层的楼比我们村的杨梅岭还要高的楼,一层层,尽是小窗口。姐姐问“怎么上去?”父亲想了一想,他似乎没料到我姐姐会问他这个难题,最后他想出答案来了“走,一步一步,就像我们勾腰屈膝爬杨梅岭。”我们当即兴高采烈,庆幸自己住的是低矮的土砖瓦房,如果住二十几层的楼,每天爬那么高不把人累趴下才怪。
看到高楼之后是大桥—一父亲在纸上画出个怪模怪样的桥，绝对没有我们门前的小石桥漂亮。父亲说,那是省城里的桥铁造的。两层,上面跑汽车,下面跑火车。桥要越过一条江,江比50个侗家坝还要宽。走路过桥要走大半天。。。
我在惊诧莫名之后忽然想到一件事:“阿爹,过桥要走半天,那我们走到洞庭湖要几天?”父亲掐起手指来:“从家里出门,走到省城要三天三夜,再过半天的桥,再走……”我们全吓住了。姐姐第一个打了退堂鼓,她格外小心地看看她那双快磨破底的旧布鞋,说她不去洞庭湖了。我说我也不去了,二哥仍想去:“路上不是有蚂蚁那么多的车,我们坐车去。”父亲叹气,坐车要钱啊。
没人吱声了,我们掏破口袋也没法掏出一个子儿,我们是彻底的无产阶级。
父亲忽然站起来,大声说有两个办法,那就是拼命学手艺,拼命读书。只要手艺学精了,别人请你上门去帮工,你就能够由别人掏钱请你坐车跑远远的,一定能见到跑火车和汽车的桥,能见高楼,能见到洞庭湖…读书也一样,只要考进省城,考进北京的大学校去,什么都能见到。
父亲的这番话激起了我们新的热切希望。我们当场纷纷表示要苦学手艺,要用功读书。
父亲再接再厉,为我们绘出了更多的“外面的世界”。那个用烟盒纸装订的小册子终于画满了,最让我们痴迷的是一幢歪斜的高塔。父亲说,高高的石塔歪着身子站了几百年了,一直没倒,雷都打不倒。这让我们期待不已又畏惧不已,我们急切地希望看到那座弯着腰的高塔,却又只恐刚一站到塔下它就软下身子将我们严严实实压住…
大哥第一个跨过金盆桥走得远远的。他是木匠,和村里另几个木匠被供销社请到陌生的地方，做一批据说要卖到日本去的樟木箱子。大哥出门半个月后来信了,信里说,他没在省城长沙看到能跑汽车能跑火车的大铁桥，但在武汉看到了,是用钢筋混凝土建的。大哥说,他也没看到弯腰的塔。父亲随便笑一笑,说可能他记混了,两层的铁桥既然不在长沙,歪塔或许也是在其他地方。
姐姐考进省城读书了,第一个寒假回家,第一句话是:“二十几层高的楼不是走路上去,是坐电梯上去。”父亲再次随意笑笑,说自己老糊涂了,记错了。
二哥去郑州读大学,尔后去广州工作,他始终没见到斜了几百年的塔,但他说不会停止寻觅。二哥曾有一次试探着问父亲,歪塔不是中国的吧?已读中学的我,当即搬出历史书和烟盒画来对照一番,尽管两图相差十万八千里,我还是念给父亲听意大利有个全世界著名的比萨斜塔,石头建的。父亲再一次随便笑笑,说也许吧,可能又记错了。
我好奇怪,问:“爸,你去过外国吗?怎么会把意大利的塔记到中国来了?”
我的父亲,第一次说了实话——40岁前,他哪里也没去过,没去过省城,没见过两层的大铁桥,更没见过一望无际的洞庭湖……父亲描绘在烟盒背面的画,仅仅是听村里的一个教书先生说的。
谁也没指责父亲的谎言。因为,尽管父亲描绘在烟盒背面的图画全是虚构的景致,但它们却实实在在地成了指引我们几兄姊努力追求的“明灯”。
(刘展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