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秋荣
今年二月十三日，我随中国武术代表团到日本参加“日本第八回古武道演武大会“暨”田中亲善武道演武交流大会“正好也是日本武道馆开馆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团一共二十人，团长是中国对外友协常务理事高复金，副团长是国家体委武术处副处长张山，陕西省体委副主任、著名武术家马贤达两人，团员有全国男子全能冠军李志洲，女子拳术冠军楚凤莲等优秀运动员，陈氏太极传人陈小兴，浙江散手教练徐昌文等民间武术家，教练员是著名武术家何福生，何伟琪等，年龄最大的是七十六岁的何福生老师，最小的是九岁的上海小童张雷。在日本逗留八天，颇多见闻，写出随记一篇， 以飨读者。
一、进日本海关的风波
二月十三日清晨，我们在首都机场登上飞往日本东京的班机。中午十二点左右达东京，这里和北京时差一个小时，所以，我们踏进成田国际机场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
进入日本领土，首先要经过海关这个大门，我是负责全团武术器械的，用小车拉着一大堆东西，正要走过海关检查站，那海关人员把我叫住，再次检查我的行李，看到一大堆刀枪剑棍， 马上要我把器械拉到一间小屋子里，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接待我们的日本翻译郭英杰先生告诉我这些器械是危险兵器，是严禁品，我们一下子带了那么多的“兵器”，惊动了日本警视厅。“兵器”被扣留了。
不一会，两个身穿西服的便衣警察赶到，“现场”。拿出许多工具，对我们的“兵器”详细检查。郭先生反复解释这是中国武术团的表演器械，希望海关放行，但一点用处都没有。在机场客厅准备开欢迎会的日本武道馆，振兴部长渡边春三郎先生等了许久，见事情仍未解决，虎着脸来到小房间，和两个便衣唠唠叨叨地讲起理来，我不懂日语，从他们的表情看，双方各不相让，这样僵持下去，我心有点焦急了，其他十几位团员，到现在还不知我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急成什么样子。 渡边先生见僵持也不是办法，拿起电话筒来，郭先生说这是找国会出面了。一会儿，渡边先生傲气地把话筒递给便衣警察，那两个便衣根本不理会这套，一面接电话，一面更认真地检查，同时在每件刀剑上挂上纸条，登记备案，不知是国会这后台起了作用，还是尊重我们中国人，其中年纪稍大点的一个便衣，终于很客气地说，只要取得我们所住地方的派出所允许，兵器可以归还我们。渡边先生觅事情不可能马上解决了，让我先去参加欢迎会，自己留下和便衣交涉。我来到客厅,看见大伙的表情都很忧虑的。郭先生安慰大伙说：没事，我们暂时被缴械，明儿一早他们就得乖乖地送还给我们。”
二，到日本“我们的家”
成田机场离东京约一百公里， 汽车在高速公路也要走一个多小时。郭先生打开车内的麦克风，为我们交待访日的全部安排，然后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郭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日本天皇说到国民经济，从游览东京市容说到怎样使用厕所，从 日本人生活说到匪徒如何打劫银行，从原秋叶电器街说到新宿不夜城，甚至看见公路上有人随地尿尿，郭先生也不放过解释机会，他说：“日本政府不许人随地吐痰，掷纸肩、倒“垃圾”和乱掉旧家俱，旧车，旧电视机、冰箱等，但可以随地尿尿，因为东京公厕很少，憋尿会死人。假如诸位急了，不怕难为情的话，也可以随便，这叫“入乡随俗”嘛。郭先生这么一说，我们的心情也轻松了很多， 人一轻松，便要想得很多。我在想，在这异国他乡，郭先生为何说得出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为何英杰这名字完全是中国式的。郭先生察觉到我们的猜疑，连忙说：“我是中国台湾人，在日本搞旅游工作。“台湾人”，这是一句令我们竖起耳朵的敏锐词语，大家不禁另眼相看，跟我们没啥两样啊：三十来岁中等身材的小胖子，‘戴一付金属架眼镜，只是嘴巴大点，样子还挺“帅的看来，“同胞”二字说得不错，是一个“种”的。跟其他两位陪同我们正宗的日本人的确不同，被称为“中国武术家”的松田隆智先生，也是中等个子，圆圆的脸，满头短卷发，真有点象“松球”，那两道倒八眉象笑得十分开心似的，但那生硬的中国普通话， 和彬彬有礼的鞠躬，总离不开日本人那股“味儿”。更别说那位威风凛凛的三藤芳生先生了，他曾是日本空手道冠军，也许他一点不懂汉语的缘故，嘴骂老闭着，笑也不张开嘴，无论走路或者听别人说笑，总是挺直腰杆子，说起话来既低沉又短促，一派日本武士道精神，不过，这三位陪同，象一座“桥梁”把我们的“心”从中国带到、日本里来。正当我忙着想心事时， 东京到了。郭先生拉开他油滑的腔调说：“现在，到达东京格兰登饭店，我们在日本的家了，我们的邻屋是日本天皇的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