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宁
一九八五年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上，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总揽着紧张的比赛裁判工作。他就是：本届比赛总评议长、著名武术家何福生。
由于何老长期从事武术教育工作，比赛期间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有人在他的周围。他们当中有当年中央国术馆的同学和学生；有从事武术工作的同行；有许多慕名而来的武林晚辈。
我抓住一天晚饭前的半小时，与何老攀谈起来。何老很高兴地请我坐下，然后递给我一支烟说：“几十年了，除了练习武术，我最大的两个嗜好，一是练习书法，二就是抽烟。抽烟不是什么好事，可我现在还难于戒掉。”何老擅长书法，是我早已所闻的，但他能不间断地吸烟，却是在我见到他之前终未料及的。
接下来，他向我谈起他的家世和学武轶事，他说：“我一九一O年八月出生在河南南阳的一个武术世家。祖父何玉山是一位擅长查拳的武术名师。青年时，祖父就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以保镖护院为生，后来给应天府府台丁乃扬做保镖，丁从两广调至两淮时，父亲来了。为此，武林中送给我祖父一个“江南镖客”的雅号。我是六岁时开始跟祖父学习武术的。一九二五年，我15岁时，祖父去世了。他临终前曾对我说：“我没有财产留给你，只希望你能好好将武术继承下去”。祖父去世后，我就拜祖父的好友，武术名家于振声、马金标为师，继续深钻查拳。“
“旧社会穷人的孩子，不是学徒就是去当兵，没有其他出路。”接着他谈起到中央国术馆学习的情况。“一九二八年十月，在南京举行了第一届国术国考比赛，我参加了刀、枪、剑、棍、拳的套路比赛，并获得了优秀比赛的奖状。第二年，我又以公费考入中央国术馆第三期教授班，开始专门系统地学习武术。在中央国术馆期间，我先后向马英图老师学习了八极拳， 向黄柏年、姜榕樵、朱国福老师学习形意拳，并跟摔跤名手杨法武学习摔跤，各项成绩在全馆保持了两年半的冠军，并有‘马前三刀’何快跤的称号。当时的中央国术馆里有许多名家，如杨澄甫、孙禄堂、王子平、高振东等，他们代表着中国武术各门派的武技精华。虽然国术馆分少林门、武当门等，但规定学生各门各派的功夫都要学习。因而在学生中相互不分门派，彼此取长补短。国术馆的学以技术为主，不太重视其他文化课，主要课程有国文、数学、生理解剖等等。再就是学习一些拳种的源流历史情况，做为专业理论识而必修。这些课丰富了学生们的历史知识，对我们学习各门武术帮助很大。”稍停了一下，何老补充说：“我的书法也是那个时候跟一位叫安泽长老师学的。”
何老又和我谈起他结束国术馆学习后的一些情况。“一九三一年，由于我在校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便把我留在了国术馆。一九三三年九月，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成立，我被调往该校任武术教师。在这之前，我曾参加了中央国术馆南洋旅行团，到福州、广东、香港和广西等地进行了一个月的出访前的巡回表演，后来这个团因故未能出国访问。抗战时，由于日本人的侵略，中央国术馆几经迁徙，最后迁到四川江津，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也迁到四川北培。这时，我已调任中央国术馆任教务处副处长兼学生队队长。”何老流出十分惋惜的神情又说：“但因当时全家八口人，全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养活，而国术馆的工资仅够我一家人半个月的生计而且国术馆也不能稳定地进行上课，所以一九四一年，我只好离开了国术馆。一九五八年，我调到云南省武术队，一直到今天。离开武术界十七年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又能为发扬中国武术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十分高兴。在云南武术队期间，我曾以运动员、教练员、主教练，总教练的名义，参加了历届全国武术比赛，并在历届全国武术比赛或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上，担任过不同的裁判工作。”一九八O年和一九八五年，我还随中国武术代表团先后两次访问日本。并于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连续两次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三等荣誉奖状、奖章。“何老说完，显得十分自豪。
看着何老高兴的神情，我想武术事业需要千万个这样的武术专家，而任何一个武术名家也只有游到振兴中华武术的海洋中去，才会感觉到如鱼得水，发挥出更高的智慧和挖掘出更大的潜在力来。
何老话题一转，谈到他这两年应接不暇的其他任务，他说：“一九八三年，我应邀参加了中国新闻社与香港皇冠公司合拍的武打片《八百罗汉》，该片今年六月在香港首映时，再次轰动了香港的观众，看样子，年逾古稀的我，真得要开始新的生涯了！” 何老最后十分感慨地对我说：“我已经七十五岁了，我还愿意为中华武术推向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华武术各门派都有许多自己优秀的东西，应当消除门户之见，以一种科学的教材、方法、规则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中华武术推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