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佐云
《武林》今年第六期刊登任青锋同志的《剑决诀有经当熟玩》一文，谓我国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是一位精于剑术的武术家”，“以高超的剑艺，与敌人浴血奋战”，“经常教授部下的兵士击剑”。并举例谓：“当时少林寺僧因少林剑法真决已失，闻名俞大献精于剑术，就选派宗擎、普从二僧求教，二人剑法学成”，云云。
任同志望字生义，错误地将俞大猷本是指棍术的《剑诀》，简单而又直觉地理解为刀枪剑戟的“剑”，真是谬之毫厘，失之千里，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
俞大猷是明代著名的抗倭名将，与戚继光齐名。他生于弘治十七年，终于万历八年(1504一1580)，福建省晋江人，字志辅，年青时代从军，后官至参将，率兵镇守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地区）。嘉靖二十八年已酉(1549年)，从山西奉命南征，任浙江宁、台诸郡参将，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带兵攻破盘据普陀山的倭寇巢穴。次年升任为副总兵，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与浙江总督张经同入侵的倭寇大战于王江经（今浙江嘉兴县北），俘、斩敌兵千余人，其后，以卓著的军功任福建、广东的总兵官。
俞大猷究竟何时自山西云中奉命南征道经少林寺，收少林寺僧宗擎、普从二人为徒随军南征的呢？有关的史料记载其年代失实，说法不一。笔者借此机会，试加考证，顺提出请有关专家学者指教。
俞大献的《正气画集·新建十方禅院碑》云：“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长剑技，嘉靖辛已岁，自北云中奉命南征，取道至寺”。但，这个“嘉靖辛巳岁”的年份是不确的，因整个嘉靖年代并无“辛已岁”，当是刊印《正气画集》时误植的。往下推的“辛巳岁”，则是在万历九年(1581年)，是时俞大猷业已去世一年。如往上推的“辛已岁”，则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那时候，俞大猷的年纪才十七岁，并无在十七岁就拥兵镇守云中，官居参将之职此事，同《明史》所说不合。
唐豪在《少林拳术秘诀考证》一书中，则说俞大猷奉命南征经少林寺，“应为嘉靖四十年的辛西，而非正德十六年的辛巳。已当系酉字之讹”云。唐豪此说，也是与事实大相迳庭的。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俞大猷就已南下在江渐前线，率军大破倭寇于普陀山了。此后，并未再度奉命北上去戍守老地方的云中。因而，唐氏的解释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惟一可供考证依据，则是俞大猷当年经少林寺时，“即择其僧年少有勇力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从，随往南征，三载之间，谆谆示之，皆得其真决”。假如，以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俞氏统军大破倭寇于普陀山的时候为“三载之间”，那么，依此上推，则他途经少林寺的具体年代当为嘉靖二十八年的已酉岁(1549年)，俞大猷此时年三十五岁，“壮岁旌旗拥万夫”官居参将镇守云中而奉命南征，则比较准确的。故“辛已”或“辛酉”，实为“已酉”之误。
考据既毕，言归正传。俞大猷和戚继光(1528一1587)既是明代抗倭名将的民族英雄，又是众所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的武功巨擘。把武术用于军事实践上。两军对敌交锋，向以长兵器为主的。我国著名的武林名宿顾留馨先生，曾在《太极拳研究》著文说：“就现有武术史料来看，戚继光是研究和整理民间武术的杰出人物，其目的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训练士卒掌握‘临战实用的武艺，成为劲旅，南平倭寇，北固边塞，保卫国家和当时两位抗倭名将俞大猷和唐顺之的抱负相同。戚继光不仅虚心学习‘临阵实用’的武艺，整理各家拳法，还向俞大猷学过棍法。”由此可证，俞大猷在武功上，以棍法（即“长剑技”）称雄于武林，连戚继光也向他请教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