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
惊悉张登魁教授在八月八日逝世，虽然事先有所准备，但却万没想到噩耗来得这么快。他去了，带着一生执着的追求！
家父生前告诉我，魁伯和我们是同乡一一山东济南，又都是回族张家。伯伯每次进京，总是要给我捎来香蕉，我常戏称之为“香蕉大爷”。后来，家父病故，十年动乱，我家和魁伯一家天各一方，久无音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复出，到了北京，我多次亲聆老人家的教海，对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他是一个有坚韧意志的人。早年，他生活贫苦，为了生计，他依靠自己的奋斗去生活，直到考进南京中央国术馆生活才有了保障。其间，生活的磨难自不必说。十年动乱期间，造反派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关进牢房，与外界断了音信。从北京我家回去不久的伯母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最后含冤去世了。年仅十八岁的女儿也在“改造”中被洪水夺去了生命。一个美满的家庭毁灭了。当他获得自由的时候，面对生活的波折，他没有绝望，而是将痛苦化为力量，承担起家庭和事业的两副重担。他胸襟宽广，宽以待人，没因“文革”中遭受非人对待而向组织索赔，却将自己全部余热投入振兴祖国体育的事业中去了。70年代末，他在古稀之年还走遍大江南北，去推动摔跤，武术和柔道运动。他充满信心地对我说过，中国搞柔道有中国摔跤的基础，只要抓得紧，会在短时间内赶上世界水平的。古稀之年，他仍象年轻人一样地干。
他谦逊好学、虚怀若谷。18岁时，他就获得过全国冠军，在跤坛声名鹊起。几十年的实践，他的武艺造诣精深，令同行仰幕，但他从不满足。他不是一个仅通跤术的武夫，而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自学了英语，并熟练地运用它为武术事业服务。他是体育界的前辈，却对同行相当尊重，从不自恃高傲。他和武术家李天骥先生几十年的友谊，可算是一段武坛佳话。他和李老从十七、八岁相识，结成了莫逆之交。两人在事业上各有所长，同样誉满武林。但他们却相好至深，互相勉励。前几年，魁伯每每赴京，他宁愿不住高级宾馆，却乐于留宿在李老寓所。两人推心置腹，乐在其中。我多次目睹耳聆，其情其景感人至深。魁伯还多次教导我，要向老前辈们学习。并且把他的许多老友介绍于我，于是我便认识了闫维仁、白春育、何福生诸前辈，受益匪浅。
他对武术和摔跤事业倾注了全部热情。他多次提出建议、忠告。很早的时候他就提出：“武术姓武不姓舞”，对武术过于向舞蹈方向发展表示了忧虑。有一次，北京某摔跤队请他辅导，他不顾劳累，让我陪着坐公共汽车赶去做了辅导。还有一次，在大街上散步，在天坛公园门前，他看到两个儿童正在摔跤，竟然止住了脚步，兴致勃勃地观看，后来还走过去辅导起两个小家伙，引得行人都站住了脚。
他去了。遗憾的是，他未能留下更多的著述给我们。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事。但我想，他的风范，情操是足可以启迪不少后来者的。他的子女学生以及一切献身于武术事业的后人，会沿着他的足迹走下去的，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登魁伯伯，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