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可分两种，一日文的，一日武的。现在文的暂且不说，单说武的。
据鲁迅先生说，“打拳”的提倡，已有过二次，一在清朝末年，一在民国开始，则这回应该算第三次了。名目前二次定为“新武术”，这次改称“国技”，前二次提倡的，是“王公大臣”，一是“教育家”，这回却是“国府要人”。
近来“首善之区”闹得有声有色的，便首推这次“国术表演”。要人说：“这是国粹，应当保留而发挥之，”否则，便“前有愧于古人，后何以语来者，负疚滋甚”了。幸喜这“弥可宝贵”的打拳（国技）的遗绪，尚未断绝，“国技大家诸君，惠然肯来”，从此风气一开，人人变为赳赳，于是军阀不足打倒，帝国主义者不足赶走，而世界大同也自然而然的出现了。“愿国人悉起学之”，以完成革命！
我们小后生，不识国粹之可贵一至于此，虽然未饱眼福，也就不胜其赞叹与欣舞了。不过某将军主张“对打”，我却期期以为不可，因为万一打塌了鼻子，或者扯破了裤子，便不妙了，甚或越打越起劲，终则认真起来，我们第三者就不免要吃亏了。那时军阀未倒，而百姓先已“家破人亡”了。但这全是过虑，因为三代礼让之风，早已深入诸君子的心。况且要人已经说过，“好勇斗狠，乱法犯禁”是要不得的，所以断不至发生后患，而我们尽可放心看热闹了。
这位文辉先生反对武术这一“国粹”的理由很浮浅，不外因为提倡者是“国府要人”而已。这次“国考”有“打擂”的对打一一相当于现在的散手比赛。文辉先生害怕“万一打塌了鼻子，或者扯破了裤子”就反对“对打”比赛的理由很难令人信服。我们从这则史料中至少可以看到：关于是否需要开展散打比赛的争论至少在半个世纪前就有了。
大概出文辉先生意料的，这时的鲁迅先生却并不支持他反对提倡武术的观点。鲁迅写了一篇《这回是第三次〉按语》：
鲁讯按：在五六年前，我对于中国人之发“打拳热”，曾确反对过，那是因为恐怕大家忘却了枪炮，以为拳脚可以救国，而后来终于吃亏。现在的意见却有些两样了。用拳来打外国人，我想，大家是已经不想的了。所以倒不妨学学。一，因为动手不如开口之险。二，阶级战争经许多人反对，虽然将不至于实现，但同级战争大约还是不免的。即如“文艺的分野”上罢，据我推想，倘使批判，谣诼，中伤都无效，如果你不懂得几手，则会派人来打你几拳都说不定的。所以为生存起见，也得会打拳，无论你所做的事是文化还是武化。
鲁迅明确表示关于提倡打拳这个问题“现在的意见却有些两样了”。这是因为，现在提倡打拳已不同于清朝末年的情景了；那时是满清统治者利用义和拳“来打外国人”。其次，他认为打拳是一种强身自卫的手段，形式而已，“为生存起见，也得会打拳，无论你所做的事是文化还是武化”。既然武术只是一种体育形式，其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别人可以运用，你也可以运用，那为什么要反对它呢？
应当说，鲁迅这种观点比以前是一种极大进步。
以后，鲁迅常在文章中就拳术问题发表一些议论。如在《作文秘决》中写道：“我们常常听到：拳师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学会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让他称雄。在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完全没有，逢蒙杀羿就是一个前例。逢蒙远了，而这种古气是没有消尽的，还加上后来的状元瘾，科举虽然久废，至今总还要争‘唯一’，争最先’。遇到有状元瘾’的人们，做教师就危险，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这位新拳师来教徒弟时，却以他的先生和自己为前车之鉴，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于三四手，于是拳术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段话今天读来也很有现实意义。他在《流氓的变迁》中写道：“·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虽然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鲁迅有关武德方面的这些论述颇令读者受启迪。
作家萧军自幼好武，他见鲁迅健康甚恶，曾劝鲁迅打拳练功来治病，但未被采用。鲁迅于1936年过早因病逝世这使萧军一直引为憾事。
八、研究鲁迅与武术、气功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现实意义
研究鲁迅与武术、气功的关系，是有较大现实意义的。
首先，鲁迅作为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大文豪、文学史上占重要一页的杰出人物，从多方面、多层次研究他是很有必要的。但关于鲁迅与武术，气功方面的关系，至今似尚未见有专论。故这方面加以探讨，对鲁迅研究和武术史的研究很有益处。
其次，从研究武术，气功角度出发，修正一些不太正确、较左的观点。鲁迅是人不是神，其思想有个发展演变过程，不能因为他是“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语）就将其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作为判断是非的根据。遗憾的是在某些体育，武术、气功方面的论著中这种情况并非少见。如本有相当权威性的《中国近代体有史简编》(《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中就写道：“新武术（全名·中华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