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光路
鲁迅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文学家。他和武术、气功之间有过什么关系？关于鲁迅的评介文章甚多，却少有论及于此的专文。
本文在这方面稍作论述，或许对鲁迅研究及武术史研究方面都有一定意义。
一、鲁迅作“杂感”反对“保存国粹”
鲁迅(1881一1936)，作为近代最有影响的文学家、思想家，虽属“文人”范畴，却和武术、气功也曾有过某种联系。
“五四”运动时期的鲁迅，是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激进战士。此后，他在小说创作的同时，还写了不少杂感，直接剖击社会弊端、激烈地反对封建和反旧传统。当时的社会背景是：辛亥革命后虽成立了中华民国，却没有根本动摇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意识形态。这种封建旧思想、旧传统依旧形成一种强大势力，以排斥和抗拒外来思潮及进步思想。社会上遗留下来的许多旧现象触目皆是：尊经复古、崇道劝孝、尊孔读经，甚至以儒家名人鼓吹参禅养性而大做其迎尸拜蛇、扶乩炼丹的法术（如“同善社”之类会道门)…鲁迅对此深恶痛绝，认为：“幸存的古国，特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道路。”(《出了象牙之塔·后记》)尖锐而激烈的社会批评成为鲁迅早期杂感的特色，“国粹”和旧文化是他主要抨击目标。鲁迅说他的杂感“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热风题记》)“国粹家”觉得“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热风·随感录三十九》)鲁迅反对旧文化、旧传统的立场很坚定，激昂宣称：“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
于是，作为国粹的静坐养生法就成为鲁迅“随感”中嘲讽的一个目标了。
二、提倡“静坐”养生的因是子
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一位因练功而有极大影响的人物蒋维乔，别号“因是子”。
这位因是子是江苏省常州人，生于清朝道光十一年(1827年)，出身于书香门弟。他幼年体弱多病，用他的话说是“自幼多病、消瘦骨立，父母虑其不育。年十二即犯手淫、久之梦遗、头昏、腰酸、目眩、耳鸣、夜间盗汗…百病环生。”他也曾“百般求治疗之法”，皆无效验，于是在20岁以前就开始研究静坐练功法，一连坚持了十八年，“不特病疾竟穆，而精神日益健康。”后来他读到日本人冈田虎二郎、藤田灵斋等著的《冈田氏静坐法》、《藤田式息心调和法》等书，又听说这些书“风行一时，重版皆数十次”，那两位日本气功师的门徒万万千千，影响甚广。因是子先生遂慨然浩叹道：“是我国固有之术也！”他认为冈本和藤田所倡导的静坐法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也是根据中国古代医学、养生、武术等理论而写成。但是日本人能运用近代科学的道理来解说静坐法的道理方法，不含神秘色彩，却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因是子先生又慨叹道：“察吾国民间习尚，凡一切学术以及百工技艺，苟有超绝恒理者，往往自视为秘法，不肯示人”，以至中国许多绝技都失传了。而我们东边的邻居则不是这样，“凡得一术，、必共同研究之，其结果远胜于我，我国且转而取法之矣”。比如明朝末年中国武师陈元贺流亡日本，向一些日本人传授了中国武艺。结果日本人据此加以研究而丰富，遂成了当今日本国技“柔道”，而中国的摔角技艺仍然如故，停滞不前。因是子先生接着啼嘘长叹道：“我国之拳术如故也！内功粗者可以祛病，精者乃可成道。然亦以自秘之故，不肯共同研究。彼国人自大学讲师、学生等人，老幼男女起而学静坐法，且学校列为课程，大学生有联合组织静坐会者。嘻！何其盛欤！而我国人则何如也夫？因自秘之故，颜于失传，亦可叹矣。”
这位因是子先生遂奋而著书，写了一本《因是子静坐法》，于民国三年(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这本书一扫神秘怪异之谈，“而以心理、生理之学解说之，凡书中之言，皆实验所得”。此书问世后，受到各界人士极大欢迎。据因是子自己说：“书出版后，购者络绎不绝，近如各省，远至南洋，无处不有学习之人”、“此书行销数十万册”。因是子先生也被聘到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江南各地学校演讲“静坐法”，影响很大。
这位蒋维乔民国初年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也是“那班教育家”（鲁迅语)之一加上他又竭力提倡“国粹”之一的静坐气功这自然成了鲁迅《杂感》中的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