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云 张胜利
剑，是中国武术短器械之一，历史悠远。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有了剑器的雏形一一一种出土的用细长石薄片嵌入兽骨两侧，仅有二，三寸长的“石刃骨剑”。传说剑是上古时代炎帝后裔蚩尤制造的。它到底产生于什么年代？可惜在古文献中“不甚详录”，“刀剑之由出久矣，前王、后帝莫不铸之。”（见陶弘景《刀剑录》)从1956年至1957年陕西长安张家坡第206号西周墓中，出土的一把不到一尺长的青铜剑来看（图1），可以断定，剑是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大约创制于殷末周初之际，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了。
早期的青铜剑形制短小：一般都是圆柱形的剑茎，凸起的剑脊；40厘米左右的长度。有的剑在剑茎上装有剑首，有的则无。主要用来防身卫体。只有当近战肉搏厮杀时，才用来劈砍(类似军刀的用法)，或者用于刺杀。
春秋战国时，江南水乡之地的吴，越、楚三国争霸天下。由于实战的需要，逐渐淘汰了那种适应于北方平原作战的四轮战车和长柄兵器，被手执短兵器的步兵和水军所替代，剑便成为近战格斗时的一种常规武器了。从河南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和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铜壶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装备了剑的步兵或水军形象的图纹（图2）。故吴、越两国，特别重视剑的生产，聚集名师巧匠，冶铸出许多“陆斩犀兕，水截蛟龙”的名剑。有名剑师欧冶子为越王勾践铸造的五把名贵宝剑。其中三剑名为湛卢、胜邪、鱼肠曾作为战败国越国向战胜国吴国求和的献礼。后来，湛卢剑被楚王获得，吴王为了夺回宝剑，竟派将发兵攻打楚国。解放后，就曾连续出土了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及其太子的佩剑。其中勾践剑通长55,7厘米，剑宽4.6厘米，剑身装饰着精美的花纹，还有“越王鸠浅自作用检”(“鸠浅”即勾践；“检”即剑)八个错金鸟篆体铭文（图3）。它铸成至今，虽已历经两千四百多年了，但仍锋利如初。1973年，这口剑在日本展出时，曾获得众多参观者的惊叹！
据《庄子·说剑》载说：“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人，日夜相击于前”。斗剑之风盛行。这种“相击”斗剑形式，由于没有完善的护具，致使“国土轻死”，伤害事故经常发生。当时，教育制度规定，凡满15岁的少年都要手执干戈、戚剑等武器进行“舞练”，接受军事教育，“寓兵于乐舞之间”。
到了战国后期，因为实战的需要，剑身的平均长度由50厘米左右而加长至80~100厘米之间，是故称“三尺剑”。在荆轲刺秦王故事中，当“图穷匕现”之际，身佩卫身宝剑的秦王，由于剑长而一时拔不出鞘，只得绕着殿柱逃跑，待惊魂稍定后，方才拔出长剑，把刺客荆轲杀死。
随着剑术的普及，这时剑术理论也有了相当的建树。越女在论剑时曾说：“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为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亦安佚，见之似好妇，夺之似猛虎，示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捷如腾兔，追形还影，光若仿佛，纵横往来，目不接瞬(《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这里，越女提出了门户的概念和麻痹敌人、出奇制胜的战略战术，还对剑术中的阴阳、内外等矛盾的辩证关系，进行了颇为精辟的分析。
随着冶铁、炼钢技术的发展，铁剑、钢剑相继出现，杀伤力显著提高。《史记·苏秦传》中说：佩上韩国剑师造出的钢剑的士卒“一人当百，不足言也。”两汉三国时期的帝王将相们都十分重视炼剑，因而，剑术盛行，名手辈出。汉高祖刘邦曾自夸“我提三尺剑取天下。”；汉初齐曲城侯张仲，就是一位“以善击刺，学用剑立名天下”的剑术家。魏武帝曹操的“倚天”、“青虹”两口佩剑，均能“断铁如泥”十分犀利。曹丕《典论·自叙》中说：“好击剑，善以短乘长”。即能以短剑和其他长武器进行较量。蜀主刘备曾令人“采金牛山玄铁”铸成八口宝剑，除自用一口外，其余七口都分别赐给了太子、丞相和大将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