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真实性、准确性还嫌不足
作为史书，尽管编者可有独立的立场、观点、方法，然而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对事实的交代必须真实和准确；对同样的事实，尽管可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却绝不能因观，点不同而纂改歪曲事实，也不能以主观的随意性而玩忽史实的准确性。三本武术史书，“习著本”考据引述较充分，总的来说是较真实准确的，但亦有不足之处：如记述1933年第二次全国运动大会的武术比赛，竟引用了一家之见的报评，“国术场成了斗牛场”作该段史实的结语。1933年第二届国术国考又引报评：“国术场成了斗鸡场”作结语。该两次全国国术活动既是继承又是发展的尝试，对于振兴武术、发现人才等成绩是主要的，彩响极其深远，以一家之见作定评，当然便不够真实性和准确了。又如，“松著本”介绍我国现代掉破名家，既介绍了沈友三，常东升，却缺漏马裕甫（第一届国术国考掉跤优胜者、南京中央国术馆摔跤科科长)和张登魅（与常东升齐名、新中国全国摔跤协会副主席)等名家。“广史”错漏之处不少：如国际驰名的当代武术家李小龙逝于1972年，享年32岁，海外知之者甚众，“广史”却误为1975年逝世、享年33岁。另笔者之师马仰之逝于解放前，却误为1957年。又如对1946年举行的“广州市账济水灾国术搏斗大会”，“广史”于86页，110页介绍是1946年举行的，由塔光国术社马德昆夺拳术擂台赛冠军，而于109页，却说：“1947年7月，广州市举行国术搏斗大会。这是广州的创举…结果，赵仁获拳斗第一名保功达获摔跤第二名（第一名缺）。”乍看“广史”，似乎是两次国术盛会。笔者当时年少，正在塔光国术社学武，亦曾亲自参加该搏斗大会，深知该创举只举办过一届，并非46年一届47年一届，属双边对抗，并无复决赛，马德昆保功达是塔光社成员，均是该次搏斗会的优胜者。“广史”所载，出入较大。此外，40年代广东武林名人打擂除胡云绰对阿灵哥（白俄)外(“广史”有提及未评介)，还有鹰爪派名师祝景武对著名拳击家许大伟（绰号“闪电手”），这是哄动一时的史实，“广史”也未收入。如果说，一些史实事隔较久易错漏，那么，新中国时期发生的事则不应出现错漏的了，可惜亦屡见于“广史”。如极有影响的群众性武术活动，1959年广东省运动会开幕式表演了有主题有图形变换的千人武术团体操（题为《全民练武解放台湾》，见于《广州体育文史》87年2月刊)，建国十周年广州市大游行出现四百人的游行剑操，这些形式新颖、规模和影响均空前的武术活动，《广史》亦未有收入。对于近至本世纪七十年代广东武术队著名运动员邱建国，与陈耀佳配合获得全国对练冠军一事，“广史”241页准确地记述为1978年于湖南湘潭举行的全国赛中获得，而于293页294页却记为1977年于内蒙古举行的全国赛中获得。对李志明，“广史”记述为“1983年参加全国散手比赛，获75公斤级优秀奖”，而准确的史实，应是“1982年”获70公斤级第一名并获优秀运动员奖，1983年获70公斤级全国亚军”。
此外三本武术史书对国民党政府崩渍前夕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武术活动均不够翔实，且没有触及实质而有所顾忌回避。
可以这样说，在国民党政府崩渍前夕的广州、广东以至全国，武术馆社的活动是十分蓬勃的除了这三本史书所介绍的正派武术馆社外，还有一大批介入黑社会的武术馆社。这些馆社为反动统治者所利用，分割地头，包娼庇赌，勒收保护费，或掀起宗派仇斗或镇压学生工人革命活动，毒化了武林。新中国成立初期，余毒未清，经“镇反运动”“反右斗争”，政府对武林大力整顿，才逐步引向健康的纯体育之路发展，然而又在全国范围产生了顾虑限制武术活动，对真功夫视为异端而导致“唯套路论”片面发展的20多年。
当然，对这段历史应如何评价、如何落笔，这是值得研讨的。然而，这是客观存在，按历史唯物论是不能抹杀，也不可回避的。可惜，这三本武术史书都忽略了抹杀了，或回避了。
三本武术史书还有对武林名人评价歧轻歧重或缺漏的倾向，如“广史”对梁士丰、陈咸民、张占文等较有影响武术家的缺漏便是一例。
四、结语
话又说回来，撰写武术史毕竞是创举，再加上前文提到过的诸多客观原因，错漏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干了前人未干之事，功绩当然是主要的。笔者不惮“会弹不会唱”之嫌，无非是为了推波助澜，希望引起武术界、武术理论界进一步研讨，以便把武术史书写得更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