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的整整一年中,我每天早晚各打三趟太极拳外都在站三体式,到了老师那里,也主要还是看三体式。她特别强调,练拳不能傻练,站三体式不是越低越好,也不是站得越累就越长功夫,有人把站桩叫“蹲”,意思就全拧了,蹲”是被动的承受,意念是向下的,而站桩是主动的调节,意念的向上的,总之,要追求全身的整体效果,要站得舒服才能站得长久,站得长久才能找到周身一体的感觉,否则,腿站得直哆嗦,而手臂还没有感觉,全身还是散的。她还拿木桶做比喻,一只木桶是由多块木板合成的,木板有长有短，这个桶能盛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练拳站三体式也如是,周身不可有缺陷,要圆满,刻意去追求某处的功夫,实际就是在制造自己别处的缺陷,急于求成,实则是欲速则不达。她说过,练拳应该是快乐的、舒服的,在愉悦中长功夫,顺其自然地出功夫,才是真正的功夫。腰酸腿疼不是目的,强身健体、精神愉快才是目的。她的这些教诲,使我终身受益,自己通过站三体式也确实地体会到了其中的好处,慢慢地就养成了习惯,每天若不站一站三体式,练拳就找不着感觉,连走路都使不上劲。由于基础打得好,在以后开拳练趟子时,我就大大地占了便宜,因为模仿力、记忆力好,老师教一、两遍就会,身体没有僵劲,做起动作来就不费力,因此很得老师的喜欢。老师自己就曾说过,她小时候就是因为看就会,一教就会,而深得父亲的宠爱。张振华的表哥老韩,是个极忠厚朴实的人,也极肯下苦功夫,可惜脑子慢,八卦变掌的一个单换掌他学了三天也没会,自己跟老师说不学了,令老师哭笑不得,说拳经上有三不教,好勇斗狠者不教,体质过弱者不教,资质驽钝者不教,还真是怎么回事。看来,练拳不下笨功夫不行但笨下功夫也不行。我站了一年半的三体式后,开始练五行拳,又一年,就教我练八卦。按老师的意思,我的先天条件并不好、本力不足,年岁又小,如果一开始就砸功夫的话容易努气受伤,还是从太极、八卦入手,把灵活的优势发挥到极至,顺其自然地出功夫,然后等身体长完全了再回过头来砸明劲儿。还有一层意思老师没有说出,是通过旁证推测的,那就是她自己最拿手的是八卦,因为老先生说她是女子,形意拳会了就行,要在八卦上多下功夫,所以她从老先生那里得到最多的就是八卦,她看我的先天条件与她小时候近似,又没有其他任何武术基础,就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完全是她本人风格的传人,走出一条她自己的路子。我是因祸得福,什么都没学过反而成了我的优势,成了近水楼台。因为后来她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年老先生在镇江时就曾大张旗鼓地招收过三个弟子,条件就是要什么都不会的,准备作为太极、形意、八卦三门的传人,人选好了,拜师礼也行过了,“九·一八”事件爆发,国家动乱在即,老先生已不能安然授徒,随即北返,三人痛哭无缘,徒叹奈何。这一段往事对于孙门是不幸的,然而对于我则是万幸的,否则老师何以会独独青睐于我呢?
(二)
其后的几年是我习拳生涯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不但可以朝夕受教于老师,而且能够有合适的同伴一起砥砺切磋,那时树林和世泰都不上学,也是整天往老师那里跑,我们一起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拳术的营养,在老师那里主要是练拳改拳,偶尔也说一说推手打轮,然后我们就到外面找僻静的地方练打,常去的地方是北海的濠浦涧和紫竹院的后山。推手、拆招、散打,什么都来,也互相喂手,试力。他们二人都比我大,练拳也比我早,刚开始我绝对是力巴摔交,给啥吃啥”,但大半年之后,他们摆弄起我来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一年之后,我也可以反击几下了。这里面除了我功力的增长和对他们惯用手法的熟悉之外,老师的指点也是起了相当的作用的。我常常会把推手中输的招吃的亏拿去问老师,她那时还是很喜欢说手,有问必答,而且亲自带着我推手,讲解攻防化打的要领。树林比较喜欢到外面和人过手,凡是有练拳的地方,他都找上门去和人家推手,无论打不打得过,回来总要和老师说,借机讨教一番。他的反应快,出手快,发力脆,在外面和人动手赢多输少,老师嘴上说“你们少给我惹事,心里其实还是挺高兴的。对于推手,老师有她自己独到的看法,她认为推的是手,功夫在脚,主要在脚腕上,谁能用好自己的脚腕,谁就可以事半功倍。这和她在练拳上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她反复强调,要把身上的重量卸在脚腕上,而不是膝盖上,要学会保护膝盖,节约膝盖,她坚决反对式子过矮,让膝盖负担过重,这不仅会损害膝盖,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全身的协调和完整。她主张要用平常心去练拳,这样有利于放松,而出不出功夫的关键就在于放松。她反复强调,放松是功夫,是要靠练才能得到的。她要求我们练拳只此平常走路略矮一些就行,这样心情和身体都处于自然放松的最佳状态。她还要我们学会多用脚腕的力,尽量节省膝盖,保护膝盖。我们几个在她的理论指导下练拳,确实受益非浅。我本人回想了一下,这辈子也活了快50年了,竟然从来没有崴过脚,有的时候鞋都崴掉了,而脚腕子却没事。我三哥树林的一次惊险历程更能说明问题,那是在197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骑车在过一个十字路口时被一辆解放牌卡车横着撞个正着,汽车的速度至少有50公里,当时他的人被斜着撞飞出去20多米,落在汽车的右前方,自行车被碾在前轮下,而令人惊奇不解的是树林当场从地上爬了起来,经到医院检查身上只有两处轻微的擦伤,头和全身的骨头都丝毫无损。汽车单位爽快地赔了辆新车,给了100元的营养费,就此了结。这完全要归功于他常年练功,身体能够自然本能地放松,因此在撞出去的刹那,各个关节都处于放松的韧性状态而不是僵硬状态,用自己身体的放松吸收了一部分碰撞能量,从而实现了软着陆。此事若换了别人,必死无疑。老师本人也曾不止一次摔过跟头,光从公共汽车上就被挤下来两次,但从来没有骨折过。这不能不说是长期练功使得身体天然地具有迅速反应能力,所谓“功夫上身”大概就是指的这个吧。总之,在这几年里,我就像海绵一样,以自己都不敢相信的速度吸收着水分和营养,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每天都有新的收获。之所以能如此快地进步,应该说是拜了天时、地利、人和之所赐。天时者,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上学有充裕的时间,现在的人做梦也不会有这样的美事了;地利者,就在北京,离老师家近,骑车一会儿就到每天跑三、四趟都是家常便饭;人和者,有好老师愿教,有好同伴一起练。我也许是“有福之人不用忙”,这三点竟然都被我拥有了,如果再不出功夫,真是天理不容了。这样的好日子维持了三年多,后来世泰去了青海,树林也分配工作,我则到京郊海淀公社插队,说是京郊,其实就在清华大学西边,离圆明园极近,每星期回家,还照样往老师那里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