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华东
五年来,由河南李紫剑先生发起的对王芗斋先生及其所创大成拳的问疑,从《武魂》杂志到《轨迹拳学》教材,再到互联网,时不时地出现在广大武友面前。每一次《问疑》的公开亮相,均引起一阵七嘴八舌的回应,夹杂着一些不堪入耳的辱骂。接着李先生也出言不逊,胡嚼乱骂。双方的这种泼妇骂街式的争论据我看来实在有辱广大武友的耳目,不值得提倡。笔者久历武林,与大成拳家、轨迹拳宗师书信来往不止一次,两家拳学亦均有涉猎,今不揣冒昧,对这场也许会旷日持久的争论划上一个句号。
王芗斋及其拳术在武林界引起的争议早在民国期间已不乏其事,如对王芗斋是否郭云深的关门弟子、王芗斋所传的与众不同的拳术到底是不是形意门秘传、大成拳的科学性等等,均是人们所关心的话题。
旧社会交通信息业不发达,一个人在外地诉说自己在家乡的往事即使不符合事实,也得不到及时的证实。从人的本性来讲,人们在向外人谈及自己的经历时均不愿提及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这些往事有些为世俗所不容。对于一个练武之人而言,忌讳别人谈及自己比武失败的经历,喜欢向人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胜绩,甚至有些为刻意捏造。如曾打败某一武林名人等,借以拾高自己,贬低他人。这类现象在武林界是具有普遍性的,它绝不是某人的专利。对于这类现象的揭露,我一惯主张熟知内情的人有根有据地向世人谈些真相,而不赞成疑神疑鬼的流言蜚语,或抱着满足自己窥隐癖的态度去探究别人的隐私,如别人的职业收入、妻子的相貌等等。因为社会复杂,人心莫测,谁也难以保证隐君子不是平日里劫财劫色的强盗。一个人的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谁也无权去询问别人的隐私。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隐私不愿公诸于媒体,却一再要求别人公开其祖先的隐私,我觉得这是一种卑鄙的下流行为。自古以来,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人们总喜欢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评价前人,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偏激行为。时代在变化,人的观念在变化,还是务实一点吧!
对于王芗斋生平的叙述,首推其弟子王玉祥1986年编写的《王芗斋生平大事记〉文。此文的资料来源于王芗斋口述及其他弟子的补述。由于该文在存在着一些不实之辞(从时间上讲主要在1937年以前),如王芗斋曾战胜许占整、刘文华、孙禄堂、尚云祥、李瑞东、薛颠等武林名人,引起了各派传人的纷纷反驳。另外关于郭云深收王乡斋为关门弟子一事亦为不实之辞。事实是,郭云深晚年由王芗斋的姐夫李振山赡养在家,王芗斋从姐夫学拳,兼得郭云深指点。郭云深去世后,王芗斋为了追求名份,征得姐夫同意,在郭云深的坟前叩头、递帖,成为坟头弟子。从以前的武林规矩而言,这也是可以的。但也有一些郭云深的弟子、再传弟子却不予以承认,如刘纬祥、孙禄堂等。其主要原因在于王芗斋以郭云深关门弟子的身份传授一些并非形意门的拳法及王芗斋公开指责形意拳在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弊端,影响了他们的利益。
王芗斋成人后离开家乡外出谋生,对于一个刚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是以何种方式谋生的问题。从《王芗斋生平大事记〉中的记载,我们可知王芗斋先去京城投军效力,先做伙夫,伺担水劈柴等杂役。这种苦力工作在王芗斋得到吴封君的赏识后得到终结,吴氏不但以爱女相许,对王芗斋的工作也做了调整。至于何种工作,以王芗斋早年未读书仅擅形意拳这一特点,我猜测王芗斋当时可能在军队当武术教练。这种固定的工作大约在1918年左右因政局变动而宣告结束。为了生活,王芗斋离开北京,外出以教拳为生。除过岳丈家的一些关系提供的教拳机会外,一切都得靠王芗斋自己去努力。不得已,王芗斋以郭云深关门弟子自居,以得到秘传为号召,去各地拜访一些武林名人,以求得到一份传授形意拳的工作。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天津的形意八卦名家张占魁先生,当1926年王芗斋去拜访他时,他宽宏大量,容留了王芗斋,并让自己的不少弟子从其学拳。1929年杭州国术游艺大会筹办时,张占魁受邀为评判委员,由于他的推荐,王芗斋亦被聘为评判委员,至此王芗斋在武林中才开始有了名气,有人来找他学拳,有人聘他教拳,在此前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
由于在武林界没什么名气,在得到张占魁收留之前,王芗斋时不时以“秘传为手段,说一些离经判道的话,演示一些令形意拳家都不会的“秘传”,捏造一些曾打败过某一武林名人的谎言,来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这是一个不容任何人回避的事实。为了突出自己拳法的与众不同及科学性,王芗斋不断地研究各种拳术,吸收一些别的拳法内容,如八卦掌、太极拳、六合八法拳、鹤拳等,甚至连当时被传统人士所轻视的西洋拳击也勤奋钻研。在对自己拳法名称上,起先用“形意拳”,继而用“意拳”,1940年改称大成拳,晚年又恢复“意拳”。在对自己拳法的来源上,说是郭云深秘传,在得不到同门的认可下,1940年千脆借自己当时的社会影响,公开了自己的创拳之秘。此时王芗斋又公开抨击传统武术。王芗斋对传统武术的抨击不少为他的误解,不少确为传统武术存在的弊端。对于这些问题,作为后人,既不能全盘照搬,也不能全盘否定。今人对于大成拳的争论,实质上是两个极端的吵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