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期间， 涌现出林则徐、魏源、张维屏等一批爱国诗人。他们用诗歌谴责英国的侵略，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赞颂中国人民的抗争。
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第一次感受大规模外来侵略的灾难，也促使中华民族第一次自觉地站在同一立场抵御外侮。这个时期的爱国诗歌，突破了讴歌帝王将相的藩篱，人民群众的力量开始被认识。魏源在《寰海》组诗里称赞三元里人民，“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张维屏的《三元里》和梁信芳的《牛栏冈》，都是正面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长篇纪事诗。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倡“诗界革命”，反对崇古拟古，主张按照当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开拓诗歌的境界， “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黄遵宪诗歌创作的成就最大。他用诗歌记录了近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许多重大事件，出色地揭示了民族矛盾，表达了反帝爱国的激情。他的诗被称作“史诗”。代表作有《冯将军歌》 《哀旅顺》 《台湾行》等。
黄遵宪任清政府外交官二十多年，“足迹五洲”，见多识广。他的长诗《今别离》，通过歌咏轮船、 火车、电报、相片，给描写儿女之情增添了新的情趣。他的《锡兰岛卧佛》叙述异域风情，揭露列强侵略罪行，哀叹印度沉沦，绘景写史，洋洋两千余言，是近代诗歌中的巨制。
20世纪初，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开辟“诗界潮音集”专栏，刊登新派诗五百多首，推动“诗界革命”。但是，他们缺乏彻底打破旧形式，创造新形式的魄力。梁启超不敢放弃“旧风格”。黄遵宪写过一些形式自由的通俗诗歌，但没把它们视为“正格”，晚年自订诗集时，又将它们全部删掉。
清末，受欧洲文学观念的影响，梁启超等人极力强调小说对改良政治和社会的作用，要求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小说创作繁荣起来。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曾朴的《孽海花》影响较大。这些小说，运用讽刺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揭露封建统治的腐败，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被称为“谴责小说”。
清末， 西方文学名著开始被翻译成中文。林纾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他不懂外文，靠别人口译，记录下来以后整理成书，一生译出的西洋小说多达一百七十余部。在1905年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运动中，他译出《黑奴吁天录》④，用美国黑奴反抗虐待的故事，激励人的爱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