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的性质
(一)礼仪的民族性、国别性
礼仪的民族性、国别性的含义是说，不同国家，不同的民族，由于其历史文化传统、语言、文字、活动区域的不同，由于其各自的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素质特征的不同，使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礼仪，都带着本国家、本民族的特点。这些特点便是礼仪的民族性、国别性的表现。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域辽阔、统一的多民族的文明古国。56个民族，各有体现本民族特点的礼仪规范。辽阔的国土上，各个地域、地区，往往也形成具有这个地区特别的礼仪规范，使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礼仪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采多姿的形态。但是，我国又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仪礼规范，在国家统一的长期历史发展中，又逐步融汇起来，凝固起来，形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礼仪规范，又不抹杀或取消各民族、各地区的具体特点。在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礼仪的范围内，尽管各民族之间、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具体礼仪方面差异，并在中华民族范围内的各民族各地区又是相互联结互相沟通。虽有差异，但却能互相理解、互相补充，甚至相互融汇，形成缤纷多彩的中华民族的礼仪规范。
在我们中华民族与外国的往来中，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礼仪也成为促进交往和友好相处的手段，它在国际交往中的运用，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自信与尊严。当我国的使臣渡重洋、越关山，到欧亚大陆，到西洋、南洋各地时，也带去了中华民族的礼仪规范。中国自古以来被外国人称颂为礼仪之邦，文明之邦，也正是中华民族礼仪的民族性的体现。
这应该看到，在近代的中外关系的历史发展中，礼仪也曾被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斗争手段，在清代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记载：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英国曾派使臣来华，求见乾隆，请求通商。乾隆未予接见，因为当时的中国是强大的，不认为有和外国互通有无通商交换的必要。到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又以向乾隆祝寿为词，请求接见。既然是来祝寿的，乾隆在热河接见了他。按照中国的礼仪要求，晋见皇帝，是应该行三跪和叩首大礼的。马戛尔尼请求依英国礼仪(英国臣民晋见国王为三鞠躬礼)晋见。乾隆于是破例准其免于跪拜，但必须五鞠躬才能接见。接见按乾隆的旨意进行，马戛尔尼虽然没有下跪，但是五鞠躬的礼仪，维护了乾隆的“上拜天子”的尊严。到了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又派来使臣阿美士德，请求接见，并洽谈通商事宜。这时，已是鸦片战争前十余年，清王朝早已不是“康、乾盛世”时的强大。对于英国的使臣阿美士德可能提出的各种要求，颇有难于对付之感，于是嘉庆皇帝决定用礼仪作为斗争手段，藉此坚持接见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阿美士德退让至“按前例”五鞠躬晋见，嘉庆帝却在上谕中说“远国小臣，不拘礼节，莫此为盛······”拒绝了这次接见，嘉庆是在国势转衰的情势下，以礼仪作为手段，维护了大清王朝的尊严。
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势力是作为侵略者来到中国。他们不再尊重中国的礼仪规范，慈禧时常不得不容允许外国使臣以三鞠躬为晋见之礼。慈禧这时的可怜尊严，只剩下一点自我解嘲的说白：“外邦蛮夷，因为野蛮，所以膝盖不会打弯，不能下跪⋯⋯”
上述历史小故事，说明礼仪的民族性、国别性，也说明礼仪在国家交往中的作用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了独立、解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国际交往中，既发扬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发扬具有民族性、国别性的礼仪规范的精华，又注意尊重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礼仪规范。周恩来总理，在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中，对外交的礼仪很早就提出“入乡随俗、不强人所难”的指导原则，“入乡随俗”指对别国、别民族礼仪规范的尊重，“不强人所难”指本国本民族的礼俗，不要强迫来访者勉为其难。这种为世人称道的指导原则，是周恩来总理对礼仪的民族性、国别性的睿智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