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正格
诸多书籍中习谓袁世凯“忧惧而死”。袁世凯的忧惧是历史注定要给他的。梁启超说：“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人答应。”袁的悲剧在于，做了“洪宪皇帝”没几天，便遭到蔡锷发难，引发南方诸者的声讨，致使袁死于忧惧中。
然而，仅将袁的“忧惧而死”归咎为政治原因，还不确凿。袁死时仅56岁，可谓“年富力强”。在此之前，袁在维新变法和使隆裕太后逊位的表现，已经可见他为官稳重的一面。再如光绪大渐时，慈禧也猝发风疾，寝之不起。袁欲立庆亲王载劻的长子载振继位，被张之洞得知，告发于光绪。光绪大恨，索笔书遗诏，要传位胞侄，临殁时大声言：“杀袁世凯！”隆裕太后亦力主杀之。张之洞以新不宜诛大臣，又恐北洋六镇有变，力劝而止。袁后来觉察，这还不够他忧惧“的吗？但也仅是一阵“面色灰白”而已，摄政的载沣罢他解职归里，他就到安阳洹写诗钓鱼，亲妻数妾，含饴弄孙，不可谓不是心宽。这是说袁经历了政治风浪，不致为政治丧命。
再则，袁世凯自少身体强壮。他在自己第二次科考失败后曾愤言：“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从此投笔从戎，以武为伍。先是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又因赞同变法而被光绪授以侍郎衔而专办练兵之事。长期尚武也使他历练成军人体格。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袁称帝后因遭抵制，即使优惧“也不至于就此一命呜呼。在优惧”的表象下，实质是他的隐疾发作所致。袁的短寿，早已被他过度的奢食、崇补的不良饮食习惯所决定了。
先说袁是一个极重享食并将其与自己的作政前途挂钩的人。有两个例子可兹为证。一个是同、光年间，清宫内的食制是：皇帝每餐48味，称“全份”，皇后每餐24味，称“半份”。照例，王公重臣有机密要事进见的，也赐“半份”，但多不敢领受。这一方面是出于谦谨，另一方面是吃后付不起赏钱，所以才会宁肯挨饿。那时的“宫门费”是怎样的？《清朝野史大观，清宫大贿赂场》中记了这么一段：“慈禧时，宫中贿赂风行，为历史罕见。皇帝每日问安，索贿五十金，后妃依次各有差。”这是说，连皇帝向慈禧问个安，都要付出五十两银子的过门钱，臣属要求见，那得被勒索多少？这种贿赂风气至慈禧死后仍然相侔旧故。申君《清末民初云烟录·袁世凯与御膳》中记：袁世凯在辛亥年间，东山再起，经常进宫见隆裕太后。赐食时，小德张为了讨好于袁，破例供应全份，袁这时已有取清而代之的野心，竟毫不推辞，全份受用。每次餐后，赏赐食的太监，一出手就是数千金。太监们领受之余，诧为豪举，而袁毫无吝色，若无其事。“我想，袁这样肆无忌惮地不惜挥金全吃皇帝的“全份”，固然有权势熏灼、欺主轻宫的成分，却也能反映他的嗜食心理，借机要享飨御膳的排场。在《衣食住行史话·元宵的来历》中也记有：袁称帝前，即学起唐帝忌讳。1913年元宵节时，他下令将元宵改为汤圆。因为“元”与“袁”、“宵”与“消”谐音，“元宵”就成了“袁消”。可见他很重吉顺。不过在1916年的6月6日，年、月、日都是6，本是难得遇到的一个“顺日”，可是这一天袁却死了，可见天不顺袁。
再来说袁世凯的奢食崇补。据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时即为袁府管家的陶树德回忆，袁习惯清晨五时许起床，洗漱后批阅文件，“然后喝茶或牛肉汁、鸡汁。七时早点，包子四色，鸡丝面一碗。十时左右，进鹿茸一盖碗。十一时许，进人参一杯。中午十二时午餐。”下午“点心为西餐，然后服自制活络丹、海狗肾。七时晚餐”……从中可见，袁不仅一日进饮享食七八次，而且多用大补强身、壮阳滋阴者。长期由于饮食此类补品过度，致使袁时常牙齿疼痛，大便秘结，每隔二三日就要唤来医生诊疗或灌肠……这些事情别人是难以知晓的。陶树德没有说明袁在午餐和晚餐的用馔细情，据袁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其父最爱吃清蒸鸭子，尤其是冬天“每餐必吃”，再就是好吃红烧肉、肉丝炒韭黄等。其实，久食这类重荤强精之馔，也颇具负面作用，等于是给袁的过度进补火上浇油。
常言道：病从口入。为强身壮阳而久吃补品荤物，同样贻害于身。袁从二十多岁就嗜食补品，“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但是，“就中医的医理来说，人参、鹿茸等都是热性的补品，他却成年累月地吃，日子长了，是不是会影响到他的健康”（引文为袁静雪语）。何况，在平日袁的饮食习惯中，又难以寻到蔬果豆耳的踪迹。
这就不难理解了，袁世凯要强身健体、补血益精，于是就久赖补品之功。但越是这样，越是“相反相济”，加速了自身隐疾的增重。对此，袁在临终前才幡然省悟，黯然叹道：“我的身体不行了，参茸补品是不能接受了。”
袁世凯这样奢食崇补，当然是有原因的。袁的妻妾成群，不下十计，她们为袁生有32个子女。陶树德回忆，在这些孩子小的时候，“多肥头大耳，一如乃父，稍长即均不结实矣。当时北京城，就流行了这么一句歇后语：‘大总统的儿子——人参鹿茸。即指此。”小孩子长得肥头大耳，并非骨肌强健的征兆。袁认为，自己多食补品就能优生后代，但却疏忽了这类东西不是任人随意服食的，服食的量数也应当有节制。像袁这样一意孤行，胡乱服食，隐疾焉能不伺机发作？所以，袁生前再怎么稳重，再怎么经历了政治风浪的“洗礼”，面对讨袁的怒火，他也必然心生忧惧，这一忧惧所匿的“热性”蓄积起来，一旦急剧发作，怎能不致他撒手归西。
袁世凯因食而死纵然悲哉，但他的食道中亦杂有一些趣闻，比如他早年在天津当直隶总督时，进京述职竟特携一盒“狗不理包子”以取悦慈禧。该食因袁的举荐和慈禧御赏，从此名声大振。虽然此说不一定确切，但天津坊间和一些书本上却是这样流传的，不由得你不信。再如铁锅烤蛋，其实是在铜碗内裹一层锡纸烤之，而袁却嗜食此馔。袁是河南项城人，嗜食家乡风味也顺乎情理，不过他后来觉得锡纸经烤炙后，其有毒物质会渗入蛋内危害自己的身体，于是一个“建议”过去，北京“厚德福饭庄”的老板立即就让大师傅改进烤具，最后改成了用厚墩墩的平底生铁小锅。此馔因有袁的“介入”而蜚声肴坛。当时北京的政府大员和缙绅名士，曾纷纷前往“厚德福”争尝，这也为当时的豫菜增添了一个“新宠儿”，该饭庄也由此声名鹊起；后来还在一些地方建起了分号。我的师父王甫亭，后来在沈阳的“厚德福”学得此馔的制法，经他一番改制后，还成为了自己的一道拿手菜。在我当年学徒时，时常随师父制之。制时，把调味并加入配料的蛋液倒入小铁锅当中，再置于特制的炉圈口上——刚好卡住平底。这时，需要用长铁钩去钩住盖顶的柄眼儿，送到锅炉房将其烧透后，才盖到小铁锅上。这样，蛋液便在炉火和热盖之间迅速被烤熟。适时揭盖后，蛋面渐而隆起，其隆势之高，足与小铁锅的高度相仿。下面，就把此馔的具体制法介绍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