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郁
抗战时期，重庆三教堂街的一家餐馆，在楼上供着关公像，旁边则挂有一联：“救民族、护中华；显威灵、杀倭寇。”文虽浅俚，但却显示了满腔的爱国热情。“国难还同济，私娱会故人”，作为鼓舞斗志、抚慰心灵的场所之一，当年重庆的许多餐馆在战时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开始后的一段时间，流行“吃在重庆”一说，这就如同战前大家说的“吃在广州”一样，当时重庆有几百家各具滋味的餐馆，这当中既有中餐，也有西餐；既有世俗的，也有清真的；既有本地味，也有下江味；既有大餐厅，也有小馆子。
抗战期间流寓重庆的《新民报》著名记者司马訏，在他1944年所著《重庆客》一书中，就有一篇记述抗战时期的文章一-《重庆之魅力》，他在文中写道：“试说重庆的吃，地无分南北，味无分东西，天下名厨都集中在重庆。东京吃狗肉香肠是引人发笑的，我们经理先生细细咀嚼的却是烧烤乳猪和巴黎冷盘；红毛大蟹是乘坐道格拉斯巨型飞机运来的，五十八年老窖白兰地依然高踞在高贵的饮厅。”这应该是抗战时期重庆餐饮业比较真实的记录吧。
笔者在此仅就其中最具特色的10家给大家做白描式的简介，而这10家中，广东大酒家、小洞天、百龄餐厅、冠生园、暇娱楼等5家，当年还被市民称为战时五大餐馆。
店堂整洁的百龄餐厅
百龄餐厅是清真味，位于大梁子，也就是当时的中正路。据说，那时每天有千余位客人到此用餐，这个数量放在今天的重庆也相当惊人，这等规模的餐厅，在战时的陪都不可谓不浩大。抗战期间，百龄餐厅曾经留下过许多名人的身影，比如1942年1月1日，沈钧儒就出席了在百龄餐厅召开的重庆律师公会会员大会；1942年12月30日，重庆戏剧电影界在百龄餐厅为洪深先生的五十寿辰举行集会庆祝。老舍和郭沫若也到场致颂词，共有三百余人参加，很是热烈。阳翰笙先生当时曾说：“一年以来，在陪都恐怕这次要算是最有生气也最有意义的一次盛会。”1944年4月17日，重庆文艺界在百龄餐厅举行茶会，纪念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邵力子、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黄炎培、张道藩、邓初民等，亦相继前去致辞。
据当年的餐厅经理李洪涛讲，百龄餐厅那时共有店员71人，而厨房里就有26人之多，可见其规模。由于店家管理得法，餐厅的店堂及厨房卫生都搞得很不错，所以去过的客人都十分满意。
规模宏大的冠生园
当时的冠生园，除生产糖果糕点著称以外，还开有三家同名餐馆，分别是地处都邮街的中餐馆（总店），地处道门口的西餐馆，以及地处太平门的中餐馆（分店）。冠生园在当时来说，称得上是重庆最大规模的粤菜馆了，我们从店员的数量上，就可以推知当时各店的规模。都邮街店80余人，道门口店14人，太平门店41余人。
冠生园的创始人及总经理为冼冠生，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因此，在冠生园用餐的费用并不是很高，而且每家店的良好服务都深得社会各界的好评。
洋盘西餐俄国大餐
抗战时期，重庆临江路共有三家卖西餐的，其中就有著名的俄国大餐厅与文化餐厅。俄国大餐厅，早期的规模并不大，经过店家多年的努力，才形成了后期较大的规模。当时在重庆，凡是用西餐请客，多选择俄国大餐厅。当时的经理尚志曾说过：“说到吃西餐，在战前本是一件普通而平凡的事，可是现在在重庆，吃西餐到底不能太普及，第一是西菜本身原料价钱较贵，另外是有些人觉得吃西餐太不经济，但我们经济西餐三十元一客，可以吃得饱。”正因为该店的西餐价廉物美，所以那时去消费的人比较多，并且吸引了很多在渝的盟国友人。
由食品转向的五芳斋
五芳斋给人的印象和冠生园一样，听上去不是做餐饮的，可事实上，五芳斋也有自己的餐馆。战时的重庆，大街上除“三六九”等汤圆点心店铺比较多以外，以五芳斋命名的餐馆也不少。在所有以五芳斋命名的餐馆当中，又以地处民族路会仙桥的“震记五芳斋”场面为大，当年就能容纳一千多人同时用餐。五芳斋擅长制作下江风味菜，营业范围也较其他店广。该店经理丁泽霖抗战前在南京主持过规模宏大的浣花川菜馆，后来他在重庆开业了第一家五芳斋。由于生意好，几年后他便又在重庆南泉开了一家分店。那地方当时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等名校，师生多，所以做生意相对容易。
震记五芳斋的店主为张震国，此君不仅经营着五芳斋，而且还拥有两家旅馆，即惠中和新惠中。那时的震记五芳斋有店员60多人，他们非常注意服务质量，因此很有口碑。后来张震国又开了家震记大鸿楼（位于打铜街），据说店里的厨师及服务生均来自五芳斋。
南国情调的广东大酒家
广东大酒家作为当时重庆的大餐馆之一，店址在关庙街。由于是粤菜馆，所以餐厅店堂的布置和店员的工作作风，都带着一股南国情调。早上，来的是喝“早茶”的客人；晚上，在音乐声中，室内室外都坐满了客人，其中又以广东老乡居多，每天阵阵粤语，好不闹热。
广东大酒家的门面虽小，但厅堂却比较大，可同时举行两三家盛大的宴会。该店曾经在报纸上打广告，发布的内容很有意思，“难！吃饭真难！有的馆子太脏，不清洁；有的馆子虽较清洁，但又太贵！君如欲解决这‘难’的问题，请到广东大酒家来。”广东大酒家不仅有广东同乡捧场，而且还吸引了当地人、下江人及外国人。
专营素食的紫竹林
紫竹林是当时重庆“净素”餐馆的骄子。虽说紫竹林面积小，布置也马虎，但因为是当时唯一的素食馆，所以生意并没有因此逊色。去的多是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一些佛门弟子也常去光顾。算上打杂的，紫竹林共有店员30余人。
紫竹林所用的烹饪原料都为素食，但是成菜后的样子及味道，却大多与荤菜无异。
咖啡之宫心心餐厅
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只要一提起“心心”，上点岁数的人一般都知道那是喝咖啡的地方，不过说到“心心”还曾经营过西餐，知道的人就少了。当年“心心”的确是卖过西餐，而这还得从当时重庆市政府禁饮咖啡和酒说起。抗战时期，为了提倡新生活运动，市政府要求大小餐馆一律禁止售酒（当然，偷偷销售的也不在少数），同时，各咖啡馆也一律禁止出售咖啡。在那之前，由于厅内布置得当，摆设西化，加之店老板田氏兄弟很会招呼人，人缘好；所以咖啡馆的生意一直都不俗。每天上午十点半左右开门，到晚上十二点以后客人才慢慢散去。至于孔二小姐在此狂抽当时的警察局局长徐中齐耳光的民间传说，更是成为了当年市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政府下令禁售咖啡后，田氏兄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也导致“心心”一度停业。为了维持生计，兄弟俩决定改做西餐生意。后来政府重新允许经营咖啡，田氏兄弟也依然在卖咖啡的同时兼营西餐。
不大不小的小洞天
小洞天是重庆的一家著名川菜馆，抗战前就已存在。当时的小洞天开在白龙池对面的一条小巷子里。该店有一个小小的楼门，有点像旧式茶馆。别看当时小洞天的门脸小，里边的店堂却很大。客人走进去后，的确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虽说小洞天的装饰和布置很普通，但生意却特别的好。就像广东老乡喜爱广东大酒家、冠生园一样，小洞天的川菜因为口味正、口碑好而尤其受四川人的追捧。那时，去过小洞天用餐的名人、名流也很多，比如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过身影。著名实业家、爱国人士卢作孚创办的重庆民生公司，每次召开股东会议时，由于股东人数多，所以公司一般都会包下小洞天、暇娱楼、白玫瑰等餐馆。
古色古香的暇娱楼
暇娱楼地处县庙街，最早应该是在下黉学巷（由该店上世纪20年代时在报纸上所打的广告中可见）。该店有两层楼，建筑古色古香。可惜在重庆大轰炸时都被炸毁了，后来才迁居棉花街重新开业，故有的书刊说它是抗战初期才创建（如《川菜烹饪事典》）。暇娱楼不仅是重庆的老餐馆，还曾经是抗战前重庆餐馆的“四大金刚”之一（其余三家分别为留春幄、重庆餐馆及滨江第一楼）。暇娱楼的经营一直都不是很稳定，但由于该店菜品价廉物美，故颇受受一般市民的欢迎。许多商界人士，也喜欢在此处用餐，比如陶行知、卢作孚、周作民等。1939年大年初一的傍晚，为迎接新春的到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在该店订了三桌酒席，招待与自己一起共事的第三厅同事，以及从家乡乐山来渝的亲友。当天到场的还有著名戏剧家洪深先生。为了烘托气氛，郭沫若还请大家喝了当时重庆有名的“渝绍”酒。再比如1940年4月3日晚，中国劳动协会在暇娱楼餐馆召开了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出席餐会的有朱学范、湛小岑、水祥云、包华国、季源溥及陆京士、王家樹、朱向荣、凌秉直等。餐会的主要目的是商议聘请谷正纲、洪兰友、朱家骅、陈立夫、刘峙、张家嗷、徐恩会担任协会名誉理事，讨论协会经费，以及会刊《战时劳工》发行特刊等事宜。1940年5月9日的下午五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也驱车来到暇娱楼餐馆。他是受林亨一先生之邀前来会见几位朝鲜义勇军领导人的。著名工商界人士黄炎培先生，在1940年7月11日自己的日记中，留下这样的一句：“食面暇娱楼，与幼椿深谈。”
热热闹闹的汉宫
笔者之所以要提到汉宫，是因为它在重庆火锅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过重要的提档换代作用。
严格意义上说，汉宫不属于抗战时期的名餐馆，因为它是在1946年5月才开的业，秉承了抗战胜利后市民兴高采烈的余绪。当年的汉宫不仅卖火锅，还卖咖啡、冷饮及西餐，同时还配套有舞厅，总体档次比较高。汉宫地处都邮街，起初并不卖火锅，后来见毛肚火锅的生意太火爆，才应时增设了火锅——包括毛肚火锅和什锦火锅。该店选用的锅是那种看上去很精致的小铜锅。那时汉宫的自我宣传意识很强，敢于在报刊上频频打广告的餐馆，汉宫算一个。汉宫当年在多家报刊上都刊出过这样的广告词：“日暮汉宫吃毛肚，家家扶得醉人归”。有一段时间报纸也经常报道它，有一篇报道是这么说的：“汉宫之咖啡座，设有暖气管，管子颇长，惜乎不暖！”又说：“汉宫之公用电话，生意甚佳，男宾女士争相通话。有小姐约男友者，也有男士约爱人者，甜言蜜语，高声朗诵，毫无顾忌，食客大饱耳福！”又比如：“汉宫昨有一短衫、白裤茶客，前往冷饮，手执金圆券十元者一叠，频频数弄，若炫示座中者，茶房均逢迎左右，忙不过来。”后来去了台湾的自贡老人易劲秋曾回忆道：“重庆市当时最好的一家毛肚火锅餐馆，是位于精神堡垒附近的‘汉宫’，一切设备和服务都很现代化，对每一桌客人主动供应新起锅底，价钱也不太昂贵。”
以上说的这些，均证明了汉宫在当时的影响力。只是由于兼营得太多，才使得老饕们对它的口味产生了怀疑。在“老重庆”欧阳平先生的《旧重庆吃的形形色色》（下）中，对汉宫就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精神堡垒（今解放碑）的毛肚火锅，与西点、咖啡同在一个餐厅，招雅士并有点洋化，但也失去了吃正宗毛肚火锅的情趣。